1975年，施密特结识了毛泽东。1990年5月，他作为西方**制裁中国后的**个欧洲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并同邓小平进行了私下谈话。
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主席胡锦涛——30多年来，施密特同北京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政见交换。没有第二个德国人像施密特那样兴致勃勃、持续不断地跟踪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
施密特在同另一位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西伦的交谈中，讲述了他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神往，以及他在多次访问中国时有过怎样的经历。
施密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是怎样改变世界的。他的分析以清晰的思想和敏锐的判断力令人信服。

**章 中国的复兴
拜访毛泽东
西伦：施密特先生，您1975年会见了毛泽东，而且算是*后一位亲自结识他的德国人。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施密特：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锐的直觉：他把我引入了关于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的讨论。对于这两个人，他说的都是内行话。然而，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却远非清醒理智的产物。与铁托类似，毛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不过铁托更受理智的支配。毛是聪明人，但是理智并非是他的强项。
西伦：毛泽东令您着迷还是感到反感？
施密特：算得上���象深刻吧。他欢迎我的话是：“您是康德派。”然后又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大约看过关于我的什么材料。这是一位老人和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的人的对话。直到*后，他精神都很饱满，轻松、活跃、幽默。但是口齿不清，大概曾经得过中风。他毫不在乎地说，讲话困难，腿脚也不灵了。他还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单靠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了。三位当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听懂他的话，她们有困难。有好几次，为了弄清楚理解得对不对，她们在纸上写些字交给毛看。然后他就尝试着重讲一遍或者拿过纸来，把他要说的话迅速清楚地写在上面。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没有人低声下气，中间还常常被笑声打断。
西伦：您感到他说的话都翻译过来了吗？
施密特：我丝毫没有感到那些女译员说了什么他不想讲的话。因为是译成英语，毛也能够纠正她们。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曾经不间断地学了多年的英语。
西伦：您说三位女士和毛泽东相处毫不低声下气。其中有一位可是毛的外甥女、副外长啊。是不是同毛关系远一些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呢？
施密特：普通老百姓似乎尊毛为神。甚至在**外交官圈子里也能感受到对毛的崇拜。会见毛之后，有一位大使夫人问我的妻子，是不是握了毛的手。然后，这位外交官夫人就满怀敬畏地一把抓住了我妻子那只刚刚与毛握过的手。这种虔诚不免让我的妻子感到难以理解。
西伦：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促使您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的吗？
施密特：首先不是他个人的因素。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使历经战乱从而备受削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自信的**并且扮演起地缘政治的角色。50年代中期，我正在研究当时美国政府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在其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不过，只是极其附带地关注一下。
在50年代，与关注中国相比，德国人的烦恼另有所在。
西伦：当时，中国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施密特：从根本上说，没什么作用。1969年，基辛格总理（指曾任德国联邦总理的基民盟领导人基辛格)在联邦议院的_次竞选辩论中，曾经大叫“中国，中国，中国”来警告大家。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70年代初，当议会辩论中讲到台湾问题时，基民盟议员会插嘴喊上那么一两声。
西伦：不过，当时中国和德国一样也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施密特：这无关紧要。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联邦议院辩论。争辩中，因为我讲到了“福摩萨一耶格尔议员”，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席，联邦议院议长欧根•格斯登美尔打断了我的话。福摩萨是当时德国右派对台湾的称呼。耶格尔当然不是来自福摩萨，我只是想气一气他。因为，美国的反共宣传声称台湾是“自由中国”，耶格尔上了他们的钩。那时候，联邦议院里会给重复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卡洛•施密德就叫法兰克福一施密德，我是汉堡一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读音相同，因此也算“重名”——译注)。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萨一耶格尔的称呼，气一气亲台仇共的耶格尔。格斯登美尔接着说：“等一等，议员先生。我认为这样的称呼不对，正确的叫法是……”因为不知道耶格尔来自什么地方，他迟疑了。于是我说：“瞧瞧，议长先生，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因为《联邦议院手册》隐瞒了耶格尔同仁的出生地。”**哄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耶格尔“错生”在柏林，他却隐瞒了普鲁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的上巴伐利亚人。这件事促使耶格尔进行报复，他把我叫做“臭嘴施密特”。所以，对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间接地负有责任。
西伦：当时，一个过问政治的人对毛泽东有多少了解？
施密特：大家知道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受过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教育。但大家同样知道，他已经和苏联决裂。关于“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来的“大跃进”，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我来说，直到60年代才明白，虽然西方和苏联这两极居于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当时我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了解。
西伦：这是与德国“68派”挥舞毛语录同时发生的吗？
施密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略问题一无所知。“68派”把毛语录当作圣书，却并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门科学，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推动老年人前进的现代化进步运动。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满怀激情，与电视大有关系。电视在6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重要，把中国群众运动的景象传遍全球，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西伦：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毛泽东竟然能够在世界的另一端煽动起一场德国毛主义者的运动，这在德国总是一件令人恼火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事。1967年1月，毛甚至上了《明镜》周刊的封面。
施密特：但是，德国并没有真正的毛主义者，只不过有人自命为毛主义者罢了。他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把毛泽东当作偶像，也把越南胡志明当作偶像。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也是一位英雄，虽然他们并不特别了解南美洲。当时，在公众的意识中和德国记者发表的文章中，很少把左派大学生的毛式鼓噪和毛泽东以及中国看成一回事。
西伦：您当时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的？
施密特：我感觉“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野蛮现象。革命派如此这般地作践那些为他们所不容的人，就是猪倌也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猪。
西伦：您有没有拿毛泽东与希特勒或斯大林作比较？
施密特：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斯大林主义，只是从历史书里知道它。我没有产生过同希特勒作比较的想法。
西伦：为什么没有？
施密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能用希特勒去衡量一切。他是一根坏的标杆。不，我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西伦：“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是否削弱了中国对全球的重要性？您当时一定会认为，中国在混乱中沉沦。
施密特：这不是我当时的想法。之前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发生了混乱，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其重要性还增加了。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重要性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后来当我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中国在我的政治考量中已经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决心进行一次太平洋之旅。由于当时我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我就绕着中国跑了一圈，可以说从外面观察了一下。我是用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眼光观察这个巨大的**的。在这次旅行当中，我对中国的评估得到了证实。
西伦：1971年，中国进入了世界舆论的视野。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在东京上了中国人的大轿车，并且问男子单打世界**庄则栋，美国人可不可以去中国打球？（注：这就是当时所说的“乒乓外交”)两人握手的照片在全球传播。接着，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表示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1971年10月，中国进入安理会。1972年2月，尼克松去中国。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施密特：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起来，而美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获得世界承认的机会。尼克松和中国联合，是为了对苏联施压。我敦促维利·勃兰特——不是在内阁里，而是在私下谈话时——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访华之后几个月，1972年10月我们做到了，远比美国人早，他们是1979年才在北京设立大**的，因为在内政方面，抛弃台湾而同共产党握手，对他们说来可不那么简单。
西伦：但维利·勃兰特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施密特：有过访华邀请，但是他已经办不到了。
……

中文版序言
译者的话
德文版前言
**章 中国的复兴
拜访毛泽东
与邓小平的谈话
通过接班人保持连续性
第二章 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美国
中国的军备潜力
台湾问题
同日本的困难关系
同俄罗斯的平衡术
亚洲——一个有前途的大陆
中国与欧洲
第三章 巨大的挑战
石油和燃气
环境危害
贫穷和富裕
民族主义
法制
金融和银行体制
第四章 儒学的传统
第五章 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