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人文精神为何悄然离去?
——论知识分子与文化“书面文本”
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在每个人的无意识深处,都有一个“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可以推想,“何为知识分子?”大概也是读书人群体无意识中的秘密和情结。
古代中国的圣贤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和要求是很高的。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论语·泰伯》)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甚至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里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士”,还是“君子”,再进一步就是“贤人”、“圣人”,即张载所要求那样的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这与其说是界定了“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界定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当然,在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以此��为安身立命的准则和目标。所以,中国历史上救国救民、可歌可泣的忠臣烈士、英雄好汉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决不能说,不是忠臣烈士的读书人,甚至是像秦桧、周作人这样对民族有罪的人就不是知识分子。这说明,从一种政治理想或者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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