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若诚晚年的一本令人感动的自传，他是一位深受喜爱的演员、戏剧导演、翻译家和政治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监禁，为求生存，使用各种方式，甚至曾装扮成士兵，私下留藏着笔记本。在这本自传中，他的回忆就从他的监狱岁月开始，他回忆了三年的监狱生活，困苦中夹杂着风趣，艰难中保持着乐观。然后开始叙说他的家族，叙述他的童年及所受教育的不平凡经历。*后讲他在戏剧、电影方面的职业生涯和文化外交上的作为。
本书回顾了英若诚一生中的种种传奇，也让我们领悟到一位风趣幽默、博学谦和、流淌着**血脉的艺术家的人生智慧。

**章 牢狱**年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文革”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这两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个战斗队的。我们甚至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以使我们的聚会合理化。我记不清楚大字报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个人或某一政策使整个**复辟了罪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资本主义的体验了）。“文革”到了这时候，我们战斗队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模式，我们对此颇为得意。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张贴大字报对当时的形势和党***新“战略部署”作评论。没人拿我们的言论当回事。那时整个剧院和其他单位一样组成了大小不一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两名成员。为求生存，这些小的战斗队都与大的两个派别挂上钩。这两个大的派别之间始终有矛盾，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其中激进的那派称自己是“造反派”，称对方为“保皇派”。因为我们不希望与任何一派沾上，我们在大字报上署名为“逍遥派”，两派对我们都不满，以致我们不断地受到攻击。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怎样打发这段闲暇的日子？剧院关了门，上台演出是没门儿了。我们可以躲开打派仗，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应付“**文革小组”的新方针。有**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做风筝放风筝。那可是北京人*喜欢的玩意儿。既然剧院不缺我们几个，重捡儿时的爱好真是个好建议，我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人的任务是去购买原材料。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找到了*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这种纸原本用于书法和传统中国画。）接下来是找“竹劈儿”，削成薄片后做绑风筝的“骨儿”。水彩和画笔好找，到处都有的卖，因为大家都需要用来写大字报。我们*大的发现是“锦纶线”，要比我们小时候用的小线儿好多了。我们再从组里选出一位成员来设计并指导大家。他确实是位行家，我们做的风筝是我所见过的*好的。我们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经过反复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西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

序一 我的父亲英若诚
序二 老英，我的良师益友
前言
不同寻常的普通人
英家的世纪
合作自传
上部 蹲监狱
**章 牢狱**年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我的新家
第二章 蓟县监狱
监狱里的活动项目和闹剧
为彭真同志工作
释放
中部 家族史及早年教育
第三章 英氏家族
有其父必有其子
从战士到绅士
在温泉度过的夏天
“王先生”
危险的逃离
第四章 王公**式的童年
温暖的家
在庆**的演出和祈祷
出色的逃学者
我自己的“四人帮”
下部 职业生涯：艺术和政治
第五章 我的舞台生涯
清华大学的台柱子
遇上对手
新中国的新剧团
《茶馆》满座
出狱后的务农岁月：一九七二年
至一九七三年
和于是之同行：一九七四年
惹不起还躲不起？
回剧院
从失望到希望
第六章 文化外交
不速之客
把《推销员之死》带到中国
贝尔多鲁奇的召唤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
*大的损失
遗弃的孩子
探索新世界
*后的告别
后记
改变人生的友谊
英若诚*终的谢幕
故宫之梦
致谢一
致谢二
英若诚年表
参考资料

英若诚的这部自传提供了特别的机会，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通过康开丽的努力，普通读者才有机会读到英若诚不寻常的一生。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英若诚在中国是位名人。他不仅仅是位翻译家、演员，出于需要，他又成了一位外交家。我们在中国那段时间，他是我的主心骨。他对中西方文学界和演艺界有双重的认知。 ——阿瑟•米勒（Authur Miller） 英若诚的**自传，见证共和国六十年的风雨苍黄。英达、朱旭作序。
英达、王蒙、朱琳、蓝天野、朱旭、林兆华、濮存昕、杨立新、孟赫、孟京辉、赖声川、史景迁、阿瑟·米勒鼎力**。
这本传记，是英若诚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国杜克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女士录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时间，一共录了41盘带子，100多个小时时长，然后编辑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终于成就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