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后记
绿原
上面几首诗,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写的。大部分是为了及时地响应一定的政治号召,或者说,是为了“赶任务”,但每一首也原有一种幼稚的情绪作基础的。
近几年来,忙于学习一些另外的生疏的业务,我没有经常地考虑写诗。显然,更由于本身生活上和思想上的限制,在偶尔的写作过程中,一触及几年来那个天翻地覆的雄大的内容,自己便感到分外无力,那些作为写作基础的情绪,因此都没有取得较成熟的锻炼。
这几首假如谈得上风格,那是很不一致的。有些押韵,有些没有押韵;有些是所谓“自由体”,有些则是几句一段、几句一段似的。一个作者是否需要创造并保持固定的风格,题材和情绪的变换会不会影响风格的变换,或者——究竟什么是风格,这些问题我都要进一步地思考。不过,这几首诗在形式上的芜杂,很明白是反映了感情的薄弱和紊乱,不能证明作者偏爱什么“规格”的。
《怎样写诗?》一文,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写的。里面的若干意见,表达得不很充分;严格地审查,也可能不尽稳妥。附录在一起,只不过作为一般性的参考,没有印证前面的作品的意思。
1953年3月1日,在汉口。
(原载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上海7月版
《从一九四九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