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卜的南唐
公元976年初的金陵,风雨如晦。半年的围城以宋军百道入城而结束,战火平息,城南昇元阁上的哭声也渐渐散去。这天,南唐后主李煜携家眷冒着阴冷的冬雨登上北上的大船,在惆怅中离开祖孙三代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金陵。南唐亡国了,一个时代就要结束。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1.江南江北旧家乡
公元907年,崛起于唐末农民战争的朱温迫唐昭宗禅让。公元960年赵匡胤于陈桥驿兵变后建宋,其间的半个多世纪,史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历时短暂,前后仅五十四年。
这个时代的特征首先是分裂,其时,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相继;在其他地区,今四川一带先后有前蜀和后蜀,长江中游有荆南和楚,东南地区有杨吴、南唐、吴越、闽,岭南地区有南汉;五代后期,今山西地区有北汉,这十国先后并存。
五代十国时期又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所谓“兵强马壮者为之”(《新五代史·安重荣传》)。政权更替和诸地方政权之间的争疆夺土,致使战争频仍,直至北宋的统一。
这个时期,在传统史家笔下,则是礼崩乐坏的典型乱世。当时的政权,历时长者不过数十年,历时短者仅三、四年。为了争夺政权,君臣父子兵戎相见的局面时有发生,传统礼仪典章被破坏,所谓“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尽于是矣”(《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论”)。
但是,这样的乱世也孕育着积极的因素。
首先,五代十国时期是从分裂向统一、从战争向和平的过渡。
五代分裂局面的形成,可追溯到唐代由节度使而来的藩镇割据问题。节度使原是唐朝设在边境地区的机构,集地方政、财、军权于一身。公元756年标志着唐朝转折的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来势凶猛,唐仅凭朝廷兵力难以抵挡,不得不将原先设于边境的节度使移置内地,以借助地方力量平息叛乱。然而安史之乱平息以后,中原地区节度使坐大,形成盘根错节的藩镇割据。节度使们拥兵自固,唐朝实际上已失去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这个局面到唐末愈演愈烈。黄巢起义(公元874~885年)彻底摧毁了唐朝旧有的统治秩序,使唐朝廷对全国的统治名存实亡。在扑灭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批新的藩镇发迹。新旧军阀在中原展开殊死争夺。当时势力较大的藩镇有,今河南一带的朱温、秦宗权,河东(今山西一带)李克用,川陕一带的李茂贞等等。战事先由中原而起,随后,中原战败者,如秦宗权的残部分散为大小诸多军阀,兴兵南下,把战火带到原本较为安宁的南方。这种状况从黄巢起义始至朱温篡唐,已持续了三十余年。此后,中原地区由原先的军阀混战转为朝代更替,其周边和南方则诸国并存,这比起唐末的强藩林立要好得多。同时,战争数量减少,其酷烈程度减弱。人民所受战争荼毒减轻,社会生产缓慢复苏。这为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次,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南移的关键阶段。我国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网密布,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条件。随着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水稻的广泛种植及其新品种的引进,其地区经济在东汉以后持续上升。与此相反,黄河流域,特别是唐代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由于长期过度开发,地力下降。其地战争频仍,生产和物质的积累受到严重破坏。在历代战争中,大量人口迁往较为安定的南方,这些南迁人口带来了南方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超越中原之势。五代十国时期,这种趋势加速。南方地形复杂,这使战争的波及面也比中原小。南方政权较早脱离战争状态,且其经历的战争远不如中原酷烈。其间,中原人口继续南下。诸国为使其统治稳定长久,刻意经营。南方经济长足发展,全面超越北方,以至在随后的宋代终于完成了我国经济**南移的过程。
再次,五代十国时期还处于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唐和宋在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呈现很大差异。在政治上,非身份性的官僚政体取代了身份性的**政体,科举制度虽在唐代成型,而到宋代则充分发达、完善,身份等级不再决定仕途;同时,宋代的君臣名分更为严格,皇帝在央的权威加强。在社会经济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隋唐时期以长安城为代表的严格的坊市制度被突破,城市商业迅猛发展。在文化上,宋代新儒学兴起,地域文化也随着地域经济而发展。地域文化的普遍繁荣、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又带来文化意识上的统一。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在其由分到合的过程,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也体现了时代的转型。
南唐政权正是形成于这样的转型时期。
南唐在全盛时期,其疆域北到淮河,东至今浙西地区,南到五岭,西到今湖南。在其疆域之内,江淮之间是丰饶的平原,富有盐利;长江以南,气候温润,适合稻米生产;其西部则是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带,适合茶树生长。这个地区距中原政治**长安——洛阳山高水远。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此地多次形成以古都金陵,即今南京为**的地方政权,如三国时期的孙吴,后来的东晋等。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历史上定都金陵的政权,其统治家族大多来自江北,且以江淮之问居多。如三国时孙策虽是江南富春人,而其赖以崛起的武装力量大多来自淮南;东晋王朝则是由被迫南迁的中原大族建立;甚至后来的明朝,起先也是来自江淮之间。这些来自淮南的强悍武装力量,渡江南来后,和本地土著势力结合,依靠江南富饶物产,雄踞一方,抗衡中原。南唐的前身,就是唐末战乱中兴起于淮南的杨吴政权。
东南地区,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曾在安史之乱以后以其丰富物产和税贡支撑唐朝统治100余年,是中唐以后唐之经济命脉之所在。因此,唐朝格外重视对此地的政治、军事控制。公元9世纪末期,经过农民战争打击的唐朝统治摇摇欲坠,终于无力遥控南方。东南形势突变,地方武装叠兴,而战败的中原军阀也纷纷渡淮南下,觊觎富饶的南方。
杨吴的创立者杨行密,就是当时崛起于淮南的草莽英雄。杨行密,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史书上说他身材长大,能力举千斤。那是一个传奇的年代,淮南民间,活跃着众多以私盐贩为主的地方武装,官方文书把他们称为“盗贼”。中国古代自汉武帝时代起,实行严格的盐铁专营制度,私盐贩就是靠对抗这种朝廷垄断制度而牟利的特殊团体,他们狡黠而强悍,在和朝廷的长期周旋中,甚至结成小型武装团体,威胁着朝廷对地方的统治。后来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淝上英雄录》,就是关于唐末战争中涌现的地方强梁的故事。这本书清朝还在,现已失传。尽管如此,它曾经被写史者参考,其中故事可以散见在现在还能看见的史书中。
在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淮南“盗贼”更为活跃,唐朝廷不得已,下令紧急招安地方“盗贼”,以对付威胁更大的农民起义。淮南民间强梁和农民起义不同。他们虽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但只是利用社会的缝隙赚取利润,他们虽对抗唐朝法律,但并不仇视唐政府,甚至以唐朝廷为正统。杨行密正是在这时接受唐朝招安,投入庐州官军。这时的杨行密显然已是一个团体的首领。庐州军吏对杨行密甚是忌惮,借遣杨行密出征,以除去这个潜在劲敌。杨行密临行前赴军吏营帐,军吏假意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杨行密怒喝:我要的就是你的头。当下杀军吏起兵。庐州兵乱,刺史出逃。杨行密占领庐州,既而进兵淮南的政治**——扬州(今江苏扬州),在混战中一跃而成为淮南*强大的武装力量。唐朝廷默认杨行密对淮南的控制,遥命他为淮南节度使,坐镇扬州。
扬州是唐代长江下游沿岸*繁盛的城市。它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界处,当南北交通之要冲,兼有淮南盐利。唐朝设于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是东南地区*重要的藩镇,他担负着维护漕运,并控制东南军事政治的重任。唐朝中后期,多任淮南节度使直接从任上赴朝廷任宰相,其中包括**史学家杜佑。
在杨行密初掌淮南的同时,朱温已基本完成其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兼并战争,他对淮南觊觎已久,暗示杨行密臣服。这时,割据东南的诸藩镇都感到来自日益壮大的杨行密的军事压力,纷纷向朱温表示归顺,以寻求保护。正是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中,杨行密不惜四面为敌,与朱温决裂。
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杨行密与朱温在淮南清口(今江苏淮阴西)交战。杨行密的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但是他出其不意地预先渡河至淮北,从北面进攻朱温军队,同时又从淮河上游展开水攻,朱温军队阵脚大乱,主帅战死,杨行密军大获全胜。清口一役是决定南北割据形势*终形成的关键战役,杨行密通过此役显示他不仅有雄心,而且有能力阻挡中原军事力量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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