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
失落的音符
人类未造文字之前,先有语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故上古抒情述志均以歌谣为主。这些歌谣,明冯惟讷《古诗纪》,杨慎《古今谚》、《古今风谣》,臧懋循《古诗所》及清沈德潜《古诗源》收录甚多,而*重要的当然还是《诗经》。
《诗经》所收,名之为诗,实皆是歌。故孔子自称编此书可令雅颂各得其所;《史记》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其中风、雅、颂之分类,颇似古希腊音乐分成立第亚式、伊俄尼亚式、道瑞斯式、佛里基亚式。立第亚式起于小亚细亚,音乐柔缓哀婉;伊俄尼亚式起于小亚细亚西岸,音乐柔缓缠绵;道瑞斯式起于希腊北部,音乐简单严肃,亦较激昂;佛里基亚也在小亚细亚,音乐战斗意味*强。这些不同地区的音乐,有点像郑风魏风,既有区域性的差异,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伦理性质,故孔子推崇雅颂而批评郑卫之声淫,柏拉图则反对立第亚式和伊俄尼亚式,认为它们柔缓哀伤,是文弱的或只适用于饮宴的;他也反对铜弦琴、三角琴,只愿提供理想国人享用两角竖琴、台琴和笛子(《理想国》卷二)。
当时诗实际应用于典礼中的情况,更能显示它们是乐歌。例如大射时歌《鹿鸣》;王宴诸侯时歌《湛露》;乡饮酒礼时歌《鱼丽》,笙吹《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南山有台》,笙吹《由仪》;合乐《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其中《由庚》、《崇丘》、《由仪》都没有词,不可歌,只能吹奏:《诗经》中收录了这些可奏而不可歌的“诗”,岂不显示了它不仅是一部歌谣集,更是一部乐曲集,是以音乐角度收录的歌曲和乐章。
春秋之末,礼崩乐坏,据《汉书•艺文志》说:“乐尤微眇,以音律为饰,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道浸以益微。”乐的衰亡,在六经中*甚,原因是音乐随时变易,新声既起,旧乐即难保存,古代又无录音技术,不比文字记录可以久长。即使是乐师们父子师徒相授受,能传其节奏与仪式,也不知其意义。久而久之,便连音声节奏都难以保存了。
依《大戴礼》说,当时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只有八篇,是《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这些歌,除《鹿鸣》、《白驹》在《小雅》,《狸首》不可考,其余都在《风》中。故知所谓雅,并不是《诗经》原来的大雅、小雅之义,而是指这些乐章在汉代已经成了雅乐。《汉志》所载:《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也都属于这种雅乐。但杜夔所传雅歌四曲,只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其余赵氏龙氏师氏等则皆不传,亦不知内容为何。因此,古代那么繁盛的音乐文化,到了汉代,竟可说已完全消歇了,六经中的《乐经》,已经沦亡,不复可考。除了《乐记》可略知其义以外,遗音尚存,略可歌或奏的,只有三四曲而已。
《汉志》另载《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列在《诗赋略》中。这些曲子与前述各篇不同者,一是非《诗经》体系,二是以声音记录为主,也就是班固所说“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的那一种。列在《六艺略》中的赵氏师氏龙氏和“《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却是以阐发音乐之意义为主的,故班固将它们分开来。
《诗经》之旧曲,在汉末只存这三四曲,魏晋以后就全亡了。唐代开元年问制乡饮酒礼,所传赵彦肃十二谱,《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属黄钟清官;《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属无射清商。是现今仅存《诗经》乐曲可考者。
但朱熹对此便颇有怀疑,理由一是,“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二是说,“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谱虽存,而世莫能补”,可是开元十二谱却是一声叶一字。假如古代就只是一字叶一声,那么古诗就篇篇可歌了,何来乐亡之叹?三是开元十二谱以清声为调。(按:平调、清调、瑟调合称清商三调,为汉相和旧曲,《唐书•乐志》虽说:“调皆周房中曲之遗”,但唐以前的文献都只说清调为汉魏古曲,它是否能代表春秋以前的音乐,不免令人存疑。朱熹因此疑开元十二谱非周朝之旧,不无道理。也就是说:《诗经》的音乐在魏晋以后尽亡,开元遗声也未必足据。由于开元谱以一声叶一字,因此我们也大抵可推测那些乐师所传的声曲折谱也亡了,后世所传,乃是乐师自作之曲。犹如太和年间,左延年改杜夔所传《驺虞》、《伐檀》等曲,自作声节,而仍用旧名那般。虽然还叫《伐檀》、《驺虞》、《文王》,音乐其实迥异了。)
诗乐并进
这一大段乐亡的历史,显示了什么呢?
古代歌诗,乃是音乐,词并不是*主要的。故《诗经》中有根本无词之曲,在典礼中配的乐,亦不能只由词语去掌握。像《鱼丽》、《南有嘉鱼》或《关雎》,其词都与乡饮酒无关,歌它或演奏它,乃是藉其音声以昌美礼仪罢了。
同时,大家都知道:同一声曲,可以配上不同的歌词。《诗经》里面的那些歌,大约也就是该曲调歌谣的许多声词之一,刚好被选编入这本集子罢了。古来有孔子删诗之说,删诗其实正是选诗。所选的本是乐曲,但后世乐音既亡,这个本子就成了文辞式的诗篇总集。这情况犹如后来的宋词,选家皆依词牌或宫调,每一词牌找一两首为定式、为举例。可是因宋词之音乐后来渐渐失传,以致明清所有的词选词谱都成了文字谱。《诗经》在汉代,就是以文字谱之形式存在的。
郑玄《诗谱序》说:上古之诗“篇章”泯弃,周初政治清明,诗人颂之,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其后政治衰乱,“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可见这个诗谱乃是模仿古代宗族世系谱而作的。论诗,而说篇章、说记录,且从文义与政治良窳的关系上说正变,诗歌原先拥有的音乐性质就消失了,把原属乐章的歌,转成了文字性的篇章。
由于是文字性的诗篇,因此对诗意的掌握就只能是由文字去把搦。汉代解诗者,《汉志》所载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二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传、说与训故不同,传是述传,说是解说,今存《韩诗外传》犹可见其体例。但故或故训就是文字性的解释了,犹如《尚书》有《欧阳章句》及大、小《夏侯解故》。五经中,释经称“故”者,仅《诗》、《书》两经,此外就是小学类中的杜林《仓颉训纂》。班固说它是因《仓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故“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于孙杜林为作训故”。可见训故主要是文字的解释,《尔雅•序》“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即指此。一般说来,今文学家重口说,古文学家重文本,但在汉代,解诗的今文家韩、鲁、齐和古文家毛,这四家都有“故”,亦可证当时无论今古文学派都是由文字性的诗篇来把握这部经典,而不再就音乐歌曲来看待它。今文三家之解故今已失传,以《毛诗故训传》来看,其解诗方式是这样的: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眼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兴也、覃延也。葛所以为缔络,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这是对《国风•周南•葛覃》的解释。前面〔〕内一段,称为诗序,是对诗义的解说,中间录诗;后作训诂,解释字词。其解诂,固然是文字训诂式的;其序诗亦只解义不论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说》论《葛覃》却不是如此的:“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返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明白说的是歌。同理,它论风与颂亦皆论声,如云:“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欲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口,其思深而远,至矣。”对照毛诗的解释,就会发现毛氏都只论义而不论声。故《关雎》只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跟《论语》中孔子论《关雎》也有极大的差异。孔子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在《毛诗故训传》中却完全不涉及这类音乐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