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与众不同的教育背景
德鲁克的童年,正好经历了20世纪*黑暗的一段时期。有**,当他在楼上浴室(正下方是父亲的书房),从暖气的送风口,他听到三个人正在书房说话。其中一人是当时在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政府经济部任职的父亲;第二人是他的叔叔,维也纳有名的法律学者;第三人是未来的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瑞克(Thomas Masaryk)。德鲁克当时还未满5岁。他不记得是谁说的,但这段话却听得很清楚:“不,仅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世界文明的末日!”当时是1914年8月,世界大战刚刚爆发。
是年夏天,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Adolph),带着妻子卡罗琳(Caroline)、德鲁克及德鲁克的弟弟格哈特(Gerhart),远赴亚得里亚海滨度假胜地,准备去过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假期。一家人才刚抵达目的地,还没有安排妥当,就听到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的噩耗。此一暗杀事件是独立**塞尔维亚的一名恐怖分子干的。塞尔维亚紧邻波斯尼亚,受到俄国的保护。当时俄国与法国、法国与英国,及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均订有结盟条约。维也纳的主战派逮到这一机会,宣称塞尔维亚应对这次暗杀事件负责,并决定以此为借口消灭塞尔维亚——这是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想要实现的神圣使命。然而当时各国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并不允许巴尔干半岛发生流血冲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均有可能使整个欧洲陷入战争危机。
一位同事发了电报,催促德鲁克的父亲立刻赶回维也纳,设法阻止国内少数人士酝酿发动战争的念头(对这次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旅游,德鲁克的**印象就是母亲穿了一件滑稽的浴袍。事隔多年,德鲁克的父亲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德鲁克)。德鲁克的父亲回忆道,当时,在政府机构任职,且有相当资历的“**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人士”,纷纷义不容辞地扛起责任,企图闯过“资历与奥匈帝国历史同样久远的朝廷大臣这一难关”,向主政的首相及身居高位者进言,希望能避免战祸。可惜他们的努力白费了。奥匈帝国终究未能躲开历史宿命。主政者一致决定向塞尔维亚宣战。战火立即笼罩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战争带来恐惧,和平带来饥饿
战争于是成为德鲁克童年时期大部分的记忆,也加速他走上作家的职业生涯。德鲁克和他的同伴被迫学会“从报纸上阅读用粗黑线条框起来的伤亡名单与讣闻,一个一个地寻找我们认得的人名,以及我们又爱又想念的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已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德鲁克回忆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想象,那场战争会有结束的**。事实上,每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孩都晓得‘当我长大时’的意思,就是‘当我应征入伍被送往前线作战时’。
几年后,德鲁克已经是一所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了。老师要求班上学生阅读当时**批探讨**次世界大战成败的书籍。“当我们讨论书中内容时,一位同学问道:‘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指出,世界大战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军队的无能。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老师毫不犹豫地大声答道:‘因为阵亡的将领太少了。他们都躲在后面,而让其他人到前线作战及送死。”’德鲁克和他的同辈于是对军事将领有了共同的认知。德鲁克方才意识到,他们那一代幸免于难有多么幸运。因为当时他还年幼,不致被那些既冷血又无能���刽子手将领送到战场当炮灰。德鲁克在1959年出版的《明日**》(Landmarks ofTomorrow)一书中写道:“凡是未曾尝过我们那一代习以为常的恐惧生活,从未受到战火蹂躏,未曾吃过战俘营苦头或生活在恐怖警察**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更应该凡事怀着包容心与怜悯。”
如果说战争带来了恐惧,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则带来了饥饿。跨越1919年及l920年的那个严冬,冷酷地笼罩着整个欧陆。德鲁克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Adventures of以Bystander,1979年出版)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HerbertHoover)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尽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童年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通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源起。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人们并不清楚管理的真正含义,然而就现在的标准来看,胡佛总统成立的救济组织,在管理方面的成就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本书的后面章节我们将看到,德鲁克如何花工夫去深入了解全世界*大的组织之一——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的内部世界,如何穷其一生之力,去寻求人类历史*初的“组织社会”并探究当时管理的意义。更进一步,我们将发现,根据德鲁克的逻辑,“经理人”(manager)才是现代社会的创造者,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一反长久以来艺术家在人类心目中所塑造的图腾印象。童年生活,知识盛宴
德鲁克一家人住在维也纳郊区一幢很时髦的住宅里,房子是由当时颇有名气的建筑师设计的。从顶楼(德鲁克的卧室)屋檐下的窗户,德鲁克可以看到附近的葡萄园,并远眺覆盖整座山的维也纳森林。由于德鲁克的父母均从事专门工作,因而被归类为“上层**”。阿道夫是经济学家,也是律师;卡罗琳学医——以当时奥地利的社会风气而言,女性学医是非常罕见的。他们经常和两个孩子分享工作方面的兴趣。德鲁克回忆道:“每个星期一晚上,父亲都会请一些人到家里来,一边用晚餐,一边讨论时事。”德鲁克的母亲则会选择另**晚上,举办专门讨论医学课题的聚餐。偶尔还会有音乐盛宴,主持人是德鲁克的祖母,当时她在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担任独奏,乐团指挥是赫赫有名的马勒(Gustav Mahler)。或者来一次讨论文学作品的聚餐,甚至还有数学晚餐。真令人不可思议。德鲁克指出:“我的父母亲对数学与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想想看,在用晚餐的时候,两个年幼的孩子被迫暂时放下欢乐的心情,而必须花心思去计算微积分题目,是什么样的情景?
有一回聚餐,德鲁克听到一位医学界名人指责弗洛伊德,说他对于处在痛苦深渊的病人毫无感觉,且有意疏远他们,等于是违背了医生的“神圣誓言”——成为关怀病人的**者。另一次聚餐,一名cc大致认同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学家,和年轻的奥斯卡·摩根斯坦。就一份有关精神分析医**果的研究报告进行激辩。心理学家指出:该研究报告证明,精神分析的确有**。摩根斯坦则运用统计学概念加以反驳:“不见得吧!我们来看看统计数字,就会发现,这些人不是精神正常,就是病人信任医生对他们所做的**,使他们觉得自己好多了。至于是用什么方法**就不重要了。”这时,一名外科医生不可避免地加入战局:“无论如何,目前并没有可供医生放心使用的弗洛伊德式疗法,或用起来让医生没有良心方面顾虑的方法。”德鲁克的忠实读者,你们不是对德鲁克一向偏好运用科学特别是医学方面的比喻的现象感到好奇吗?当你们知道童年时代的德鲁克每天晚上都做些什么的时候,应该不用笔者多做解释了吧!
学习是一种“恩赐”
至于德鲁克丰富的文学素养,其渊源也可追溯到他童年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在探讨军事科技演进时,他会信手拈来一句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名言,或在发表与工厂劳工**有关课题的演讲时,却用詹姆斯(Henry James)的一段话作为佐证,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除了在家中定时享用营养丰富的各类“大餐”外,年轻的德鲁克还是艺术沙龙的常客。该沙龙负责人是德鲁克*亲近的好友。在这里,德鲁克可以听到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对时事的评论,聆听托马斯·曼朗诵他那本短篇小说《失序与早悲》(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每年过圣诞节和新年时,也笼罩着浓厚的文化气氛。维也纳当地*耀眼的女明星玛丽亚,米勒(Maria Mueller),常应邀到德鲁克家中作客。在用餐时,米勒一一描述她所主演过的戏剧,从希腊神话剧、歌德(Goethe)的史诗剧、席勒(Schiller)的作品,到以英语演出的莎士比亚剧——《李尔王》(King Lear)、《暴风雨》(The Tempest),及米勒*喜欢的《辛白林》(Cymbeline)。
甚至在童年玩伴中,德鲁克也有非凡的际遇,而深深触碰了他的内心深处。“**,我们玩一种叫做‘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的游戏。大多数人的答案不是警察就是消防员。只有古斯塔夫(Gustav)例外。他答道:‘我将来要做研究伊斯兰教的大学教授。’这个回答令我十分震惊,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做到。”多年后,古斯塔夫果然当上了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
即使当年德鲁克没有上过**学,仍然可算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童年时代的德鲁克,每天都沉浸在智慧的**,聆听大人用各种语言传述不同领域的高等知识。
在这样的场合中,德鲁克不仅获得了许多深奥的知识,也陶冶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偶尔运用似乎是不相干领域的东西作为佐证,以启发读者的思考方向。对德鲁克而言,学习新事物*能让心灵感到喜悦,是一种能够和读者分享快乐的恩赐,而非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才学。德鲁克的父母为孩子塑造的,是能激发智慧火花的教育环境,而不是仅注重学术知识传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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