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机遇青睐有准备之人
那天上午我坐在德鲁克家里,禁不住想起它是多么的表里如一:简朴、整洁,到处摆着书和日本艺术品,还有暗色系的沙发和椅子。看不出有哪个房间,甚或哪个角落陈列着主人的奖品与荣誉。
差不多65年前,德鲁克凭借《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一书,拉开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序幕。这本书痛斥了法西斯主义,连丘吉尔首相也对它赞誉有加。自此以后,他受到了美国数任总统(如尼克松)的表彰,2002年获总统自由勋章(由乔治W.布什颁奖)。可我坐在房间里,视线所及,竟看不到些许与这些成就有关的东西。我一边打量,一边提醒自己,还是手边的工作要紧。光让录音机转起来可不够,要想打开德鲁克的话匣子,我得全神贯注,一步步地跟着提出合适的问题才行。
可惜德鲁克根本不给我提问的机会。他就好像赛场边上的足球教练,阵形部署早有定夺,等不得片刻就要动手。他先细细解释了一番自己如何误闯商业世界,歪打正着地沦落进管理领域(我暗想,管理领域不正是他创造的吗)。起初我以为他的话有几分玩笑意味——像德鲁克这样辉煌的事业可不会是什么偶发事件。但听他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下去,我发现德鲁克确实没说假话,也不是谦虚过了头。他说“沦落进管理领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德鲁克告诉我,他“内心”对管理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管理者。这并不是说他对商业不感兴趣。早在来美国之前,他已经做过好几份不同的商业工作:“我在华尔街一家大型事务所的欧洲总部当过学徒,不过,它很早就倒闭了……它是那种典型的19世纪德裔犹太人开的美国事务所。我是在欧洲的**投资部门当的学徒……投资部门是地道的美国发明。”德鲁克说。
可惜,德鲁克的时机糟糕透了。他刚一入行,股市就崩溃了,投资银行家的事业道路彻底断绝:“我*后一个进来,股市一崩盘,又头一个被扫地出门,”他心平气和地说。也是碰巧,被炒后没多久,有同事邀德鲁克去一家当地出版社试试看。出版社告诉这个失业的小伙子,他们正在找一个负责商业和外国事务的编辑。“一个钟头过后,我就上岗了——半点经验也没有。”德鲁克回忆道,我在汉堡实习了18个月,基本上是在学“爱丁堡”这个词怎么拼,真的。这18个月里我天天写信封,就干这个!”
几年后,他离开汉堡做了记者,要应付的不只是信封了:“在法兰克福,我为好几家英国报纸(其中之一是如今《金融时报》的前身)撰写美国商业新闻,认识了好多公司。”在干记者工作的同时,德鲁克还拿到了公共和国际法博士学位。
之后,他到伦敦在一家跨国银行任经济学家。“这就是我全部的商业经验了……我在伦敦干了两三年,在一家成长迅速的小型投资银行做经济学家……但我再没有其他什么商业经验了。”
片刻的沉默(安静得要命,我甚至能听见录音机嘶嘶的卷带声)过后,我提醒德鲁克,他还有许多其他商业经验,“你是管理咨询师呀。”我说。他很快回答:“当咨询师没有风险……**的风险就是客户一去不回头。可要是咨询师犯了错,买单的是客户。”他*后说,断然为这部分讨论划上了句号。
突变
1937年,德鲁克来到美国,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的文学院任政治和哲学教授。可要是让他自己选,他是不愿教这两门课的。他说自己更想教大一新生写作课。德鲁克说,打从12岁起,他就知道自己擅长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因为“我们从小在多语言的环境下长大。在家,我们说德语和英语,英语说得比德语多”。
在本宁顿学院教书时,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德鲁克的人生轨迹。事情起自1943年秋他接到的一通电话。60年后,几乎就在同**,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回忆了每一个细节,就好像这事儿不过是发生在6个星期以前。
一通电话创造了一门学科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通用汽车是怎么找到我的,也不知道谁为这事儿负责,”德鲁克开场道,眼睛瞅着另一个方向。“我们是在1941年夏天到佛蒙特的,因为学校冬天放假,我们就在靠近哥伦比亚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我想在图书馆里找找有没有介绍企业是如何管理的书……可什么也没找到。”
“没人愿意让我跑去(研究一家大企业的内部运作),直到……好像就是这**,60年前,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有个声音说:‘我是保罗·加勒特,在通用汽车公司负责公共关系,我想问问你是否乐意过来研究一下我们的高层管理。’我一直打听不出到底是通用的哪个人想要我做这事儿……人人都矢口否认。”
“我问能不能先到公司参观一下……然后我找到他们当时的副总裁多纳森·布朗,找我去这个点子多半是他出的。我说,布朗先生,这个研究我没法做。没人愿意跟我说话;他们觉得我是**管理层派来的间谍……我对他说,只有一个办法。在这个工会势力强大的**,只要你说你在写一本书,啥都好办。他说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做。”
“于是我们就散了伙……6个星期以后,保罗。加勒特又打电话来,说他们研究过了;他们到底特律做了讨论,答应让我写一本书。我告诉通用汽车,我可不答应你们审查我的书,除非是核对事实……就这么着,我开始干了,花了18个多月……我想通用汽车在落基山以东的每一家分公司我都去过了。我写了报告,通用说,你一定得出版它才行;我们铆上了劲;我倒是有个出版商,但没人觉得这么一本书也会有市场。”
“出版商*后还是把这本书给出了,不过仅仅是看在它从前出过我的两本书都卖得不错的份上……结果这本书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就是这样进了管理领域……但我内心真的对它一无所知。”
这本书(即《公司的概念》,1946)的出版,使得人们**次近距离地看清了通用汽车公司或任何一家大型企业的内部运作。这本划时代的作品——主张分散权力,将组织决策权下放给真正做事的人——将在未来数十年的岁月里受到更多的关注。
分权不仅是该书的一大主题,也是德鲁克其他作品的要旨。他深深感到,倘若一家大公司只有少数几个高层主管为整个组织下命令,那么不管它的业务范围多么广,都注定要失败。
20世纪80年代,在德鲁克的启发下,《财富》500强企业中有三四十家都改成了分权运作。他还令人信服地指出,要对工人进行人性化管理。简单地说,从前的企业不把员工当做人,而是当成“螺丝”或者“帮手”,不是资产,而是成本。
德鲁克认为,企业应当授权TA做更多的决策,“创造自治工厂社区”。他详细阐述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成为了后来许多商业图书的核心内容;可如今没有几个商业作家读过这本60多岁的著作,但在我心目中,它是当代商业图书的始祖。
《公司的概念》让德鲁克走上了一条回不了头的人生之路。这不是一条传统路线;事实上,诚如这个故事所述,德鲁克发现自己深深陷进了一片未知水域。
“《公司的概念》把商业定位成一个研究主题。”德鲁克告诉我。可他的朋友,本宁顿大学的校长却对他说,你简直被它给毁了。要想在学术界获得成功,你得搞研究,发表论文,拿终身教职。当时曾有个刻薄的评论家说,希望“这位大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能把天赋用到更高尚的主题上”。
学术机构的声誉越高,教员们就越是讨厌德鲁克的商业作品。他们觉得,凡是书,都是轻佻的东西,不是严肃的学者该做的事(直到今天,在**学术机构和大多数四年制大学,人们仍然这么看)。德鲁克理解这一点,但他打定主意要一头走下去。
书卖得好,反倒成了不利条件,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但德鲁克从没想过屈从传统。恰恰相反,他一开始就表现出放弃旧途、探索新路的倾向。他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勇气过人。
20来岁的时候,德鲁克在希特勒当权后不久写了两本小书,确切地说是两本小册子。他知道纳粹一定会下禁书令,把它们烧掉。他告诉我:“我偏巧不是犹太人,尽管有犹太血统,但要追溯到几代以前。”德鲁克并不是因为犹太祖先才写这两本书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件重要的事,至少他知道自己努力反对过暴政、仇恨和法西斯主义(德鲁克这一时期的详细经历,请见本书结语部分)。
被艾森豪威尔炒了鱿鱼
1950年,德鲁克离开本宁顿,打算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职。但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个玩笑。他这样回忆自己“偶然”的教学生涯:“1950年,我又一次纯属偶然地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执教……一年之前,我拒绝了哈佛商学院。”
德鲁克并不愿意放弃刚有起色的咨询事业,可要是选择到哈佛教书,就只能如此。此外,他痛恨撰写案例,哈佛商学院却以案例研究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