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是劝我,我说:
“好吧,让我想一想。”
我给了她地址,就分手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就从武昌赶到汉口找上门来。
出版社的几个年轻小伙子,看到忽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找范用,非常惊异,他们从未听我说起过汉口有熟人。
她来找我,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告诉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担心演剧队是否能够干下去,我不愿意过流动的生活,只想待在一个地方。我一再解释,无论如何请她原谅。
她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不久,有人告诉我,她和一位编辑结伴去了延安。这位编辑我见过,在一个周刊编辑部工作,写文艺评论,兼做校对,常常来我们出版社,穿着长袍,左手插在西装裤里,腋下夹着一卷校样。他译了一部苏联人写的理论书,看书名是讲恋爱问题的,其实是用新哲学观点分析家族和婚姻的进化的书,粗心的读者买来看,以为书里面有什么“恋爱经”。五十年后,这位编
辑居然成为理论家。
这位革命女性,后来我听说是延安的活跃分子。是的,她是那么热情,对未来充满梦想。一九四二年,何其芳写过一首**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