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的开启”当然不仅仅相对于诗歌的东欧，也相对于我们自己，后者甚至更加重要。今年三月间访华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在谈到阿拉伯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主要区别时认为，诗歌在当代西方更多地被当成一个文化问题，而对阿拉伯诗人来说，它首先是一个生存问题。生存包含了文化，反之却不然。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东欧诗歌混同于一般的“西方诗歌”（尽管在文化传统上，二者之间有更多的关联），而是将其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合为一脉，作为一个独立的渊源对待，并在精神血缘上更觉亲切，阅读中也每每更加会心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关键与其说是诗人的身份之辨，不如说是诗歌观念的大小之辨；与其说是语境压力的缓迫钝锐之辨，不如说是诗歌经验的宽窄深浅之辨。当赫贝特写下“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全部的工具／只有一根木棍陪伴”（《锤子》）时，他所触及的不仅是诗意生存的下限，也是诗的根；而当他笔下的科吉托先生和我们一起仔细分辨“人声与天籁”，以领略“世界的演说乐此不疲”时，我们所感悟到的不仅是诗人面对自然的谦卑和敬畏，还有诗意言说无限可能的巨大空间——如此的信念，如此的胸襟，如此的能量：正是这种源于诗自身的光洞穿了集权的

一个确切意义上的诗人——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
奥拉默斯（以下简称奥）：您是否意识到您在波兰几乎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在公共图书馆，我没有找到您的任何一本著作。很长一段时间了，您的作品在书店上不了架，剧本也不能上演。您的书在境外则屡屡出版，较之在您自己的**更为人们喜爱。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些科吉托先生俱乐部。
赫伯特（以下简称赫）：曾有一本名为《科吉托先生》的刊物出版，但我没听说过有什么俱乐部。您想必是把我和“花花公子”混为一谈了。我知道我在波兰不存在，但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不会去央求那些出版社，也不会去劝说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他们知道，或者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
奥：您在1976年离开波兰，1980年回国。这两个日子都已经进入历史。它们与您出国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还是只是偶然巧合？
赫：既是也不是。我得到了出国的邀请，但并不太知道，我在这里该做些什么。从事写作的人都希望作品被出版，这是我的职业所具有的一个糟糕特点。有些时候，作品不能出版，甚至连名字都不能被提起，这时就需要干些什么，而不是坐在那里抠鼻子，或者更糟，开始抱怨命运。
奥：您这次是长期回国吗？
……

天空与星座
东欧专辑
赫贝特诗选
思想的力量
一个确切意义上的诗人——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
科吉托先生的决斗——在《团结周刊》编辑部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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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伯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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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召唤我们走向生活”——扎加耶夫斯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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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脱维亚当代诗歌[拉脱维亚]尤里斯．科隆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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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困境与能量——与阿多尼斯对话
交点与焦点
20世纪西方现代诗学诸要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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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被翻译——以爱荷华大学“翻译工作坊”的经历为例
国际诗坛动态
2008至2009年度世界诗歌奖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