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
我一直想写一部书,来结束对过去岁月的回忆。但是,这一事情本身就是一次*严格、*丰富的回忆。我不愿做的正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这有点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布满了循环描写和反复思想,它费力但是准确地指向我的意识深处。那时候,我,是一个普鲁斯特的模仿者——不是模仿他的哮喘和艺术,而是像他那样半躺着写作。我出没于内心的丛林和纯粹个人的经验世界,以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我的食粮,滋养我的怀疑和偏见。我试着接近我心目中的艺术真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为竭力想直接说出它的名字的幻觉所控制。我以为我在思考生活,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我的思考而被深刻地体会到。
我住在我父母家所在的那幢楼的顶层,每当夜幕降临,楼下某一层的某一个房间里的一位音乐爱好者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钢琴练习。他(她?)的生涩的迟迟不出现完整乐句的悬置手法,天天折磨着我的听觉,使我在七点至十点的四个小时之内神经兮兮地干不了任何事情。也许这家伙是未来的大师(谁知道呢?),但是这会儿令我坐立不安的潜在大师的成长过程着实令人苦不堪言。
在文学这个麇集着乖张角色的领域,在顶层的不耐烦的权威和同样不耐烦的读者之下,是谁正宿命地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这有多么悖时),我显然缺乏雄心大��。我所暗自迷恋的只是一些较小的、较次要的(这种划分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作家和作品。我不愿意以体育馆歌会或者班级轮唱的公众方式颂扬那些令人目眩的大师,我从未看清过他们那光彩夺目的形象。我把这归咎于个人的能力而非流行的溢美之词的过于宏大和嘈杂。在今天,文学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地沦为公益活动而远离真正的文学运动。在高扬个性和创见的聒噪声中,个人的感受已经濒临死灭,个人阅读似乎已遁土而去,二至三人的场合就弥漫着七种或十二种口号,人们激昂地各执一端或者温情地相互认同。户外街头四处荡漾着恶习式的侈读和点心式振奋人心的甜蜜意见,小说创作成了自我质询而批评则不失时机地成了拷问,文学内外的清算成了发展和衰败的共同标志,个人心机取代了想象空间。我疑惑地认为小说或者诗歌似乎不应再印刷成册由个人逐行阅读,让人站着躺着或者正襟危坐地领受,而应集会宣讲。
刚刚从病态的文学极权阴影中出走的作家不到十五年时间,又羞羞答答地写起了警世通言,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从观念水平上加入搜寻隐私的行列。加缪说得不错:人们读报和通奸,只干这两件事。生物行为再加上物理指南。罩上“良知”的面具,总之与心灵与每个人的心灵越来越远。
在我晕头转向的当口,我想起了J.D.塞林格的《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
每个人都可以挑选他*为钟爱的并且是他认为*为**的短篇作品一百篇。只要有机会,我*先向人**的十篇之中就有塞林格的这篇杰作。
塞林格不是那种做痴心状的木头木脑的陈述者,同样他也不是一名炫技的欧·亨利。他既没有花万把字演一回硬汉,也不想做一番道德训斥,随即抽身而去。塞林格这回聪明地守着他那份回忆,使它犹如一支柔美的花朵那样生长。(同时生长的还有小说的叙述者。)
诺曼·梅勒断言,短篇小说仅仅需要意境:如果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这个事件就要永远扣人心弦。
给艾斯美写的故事,用扣人心弦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话又要说回来,用诺曼·梅勒的话来赞美塞林格似乎是不恰当的。梅勒固执地认为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使他成了一个二流作家,梅勒甚至刻薄地说他的“一些作品甚至不能够提高大学生寝室聊天的水平”。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狼狈地同时很固执地认为塞林格的这篇故事会令许多人爱不释手。它没有混杂着“顾影自怜,庸人白扰,固执己见,妄自尊大,厚颜无耻,鼻涕口水,唯唯诺诺,大惊小怪,喜怒无常,自我陶醉,自命清高,卑鄙龌龊,甚至堕落的因素”(梅勒评塞林格语)。
由我来复述塞林格的小说是不明智的,读者肯定厌烦得哈欠连天,我还是连滚带爬地说说梗概并且气喘吁吁地谈谈我的心得。
二次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叙述者在德文郡的英国情报部门主办的特训班受训,准备反攻。这个忧郁烦闷的美国小伙子在出发前的四个小时心绪恶劣地冒雨下山,去听城里教堂的儿童唱诗班的排练(这是他随便选择的),就这样,他看见了艾斯美,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接下来,在一家茶室里,叙述者把这个富于同情心的小姑娘和她的又淘气又可爱的小弟弟查尔斯一同介绍给我们。无疑,这次萍水相逢式的偶遇,给这个美国兵留下了深刻但是不易察觉的影响(这从小说的倒叙结构以及后半部分布莱希特式的问离手法可以看出)。艾斯美的细小手臂上戴着的她父亲留下的硕大无朋的手表,使他们谈了一会儿她的父亲——他在北非被杀害了。这中间,查尔斯卖弄似地问了美国小伙子几个谜语,打断了谈话的平易而充满感情的气氛。然后他们匆匆道别。
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叙述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叫做x的参谋军士。战争几乎毁了他和他周围的人。他们蔑视情感或者假装蔑视情感,就如艾斯美曾经感觉到的那样,他们的样子太寂寞了,他们的脸把心里的事都表现出来了。就在这时候,这个将来想当作家、并且答应艾斯美一定特意为她写一篇故事(就是这篇小说本身)的美国小伙子收到了艾斯美的包裹。
专家认为塞林格在此触及了那个亨利·詹姆斯的主题:古老欧洲同新起美国的遇合。同时,作家又寄望于爱作为对精神崩溃的拯救。
这样不事铺张而又楚楚动人的故事写作是我们久违的了。环顾四周,批量生产的言情小说和凶杀故事,在法典款项和习俗的统摄下长驱直入,瞬间,幻觉,梦和真正的记忆,季节和忧郁一并消失。说服力与胡搅蛮缠维系在一起,力量与大卸八块维系在一起,胸怀与自吹自擂维系在一起,逻辑能力与饶舌维系在一起。露阴和诽谤则是两大乐事,处女作与文学史的若干章节一同构思,妄念取代想象充塞了每一个字。这种超人的创作是文学所期待的吗?这种混乱场面提供了变化时期所有可能性的预兆。(难怪有评论家打算写一部八十年代中国版的《伊甸园之门》。)
人们的意愿可能和创造已经脱节,这使我们陷入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随着结构的观点渐渐取代人道的观点,境遇像镜子和薄冰使我们不胜战栗。再看看小说吧。
大战结束后,这个几乎垮了的美国大兵,收到了艾斯美寄给他的包裹。那是一封信以及递送过程中震坏了表蒙子的那块艾斯美父亲留下的表(是啊,表面坏了),但是,他不敢上紧发条检查一下别的地方是否受到了损坏。这一念头,激动地左右着这个美国大兵,隐隐地抚慰着他的心灵。
在艾斯美的信后,刚开始学习写字的调皮捣蛋的查尔斯附笔写了一长串“你好”,*后查尔斯写道:“祝你平安!”——这可能是这个小家伙掌握的仅有的一些词组的一部分。这令我们想起小说前半部分,在那个雨夜的一家私人茶室里,小查尔斯不顾姐姐劝告反复嚷嚷的那个有关墙壁的冷漠的拟人化的谜语:“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
它的双关的谜底出人意料地有着一种温暖的日常气息:“在拐角的地方碰头。”
P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