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既然他的皇阿玛葬在了清东陵,那么他理所当然也要葬在清东陵,那么他在相度陵址时,遵循着怎样的风水标准?康熙帝作为清代*有政绩的一位皇帝,在遵守旧制的同时,还不断学习关内汉文化的精髓。他进行了满族**丧葬制度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满汉更加融为一家人。康熙,因天花当上了皇帝
康熙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在一定意义上说,“天花”这种传染病帮了他的大忙。
清初,在人们心中*恐惧的不是饥饿,而是一种流传病——天花,民间甚至有俗语说:“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
天花,中医称“痘疮”。因病毒可引起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这种病的死亡率很高,一般可达25%,有时甚至高达40%,即使幸存,也会在脸上留下**性的疤痕或失明。可怕的是这种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一传十、十传百,在短时间内就能造成大量人员染病和死亡。而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病的认识很少,只能采取预防和隔离手段。
清政府为了应付天花对人的威胁,在人口户籍管理上实行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管理办法,将居民分为“熟身”与“生身”。“熟身”是指出过天花或者经历接触过天花的人;“生身”则是指没有出过天花或者怀疑有可能携带天花病源的人。并严格规定:一旦发生病疫预报,“生��”皆不准留在城中。致使当时一些感冒发烧、风疹疥疮等与天花相似的患者,也被一刀切地迁出城外。“贫苦小民移居城外,无居无食,遂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
蒙古各部落是清朝视为*可依赖的力量,清初,和睦蒙古是清廷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清太宗皇太极规定:每年蒙古各部落首领都要入朝觐见皇帝。即使在天花流行时期,皇太极也坚持执行。但因为顺治皇帝畏惧天花病的传染,竟然破坏祖制,不再接见“生身”身份的蒙古王公,因此从亲政的第八年头起,连续6年不接见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当时康熙帝对于一些元旦来朝的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654年5月4日)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京城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抱出紫禁城,寄身于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尽管如此,康熙帝2岁那年,还是患上了天花,在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悉心照料下,康熙帝竟然从天花的魔掌中挣脱出来,但脸上却留下了与痘魔殊死搏斗的点点痕迹。对此,康熙帝在《圣祖庭训格言》中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之劫,幼小的康熙帝进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一刻也没离去。灰色的宫中“避痘”岁月,像是一场噩梦。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一夕三惊。如果宫中有人得了天花,父皇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天花病人,四周就得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进出。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正月,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了顺治皇帝身上。顺治皇帝得了天花,他临死前,不得不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他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则倾向于立皇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就是在宫中当差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公元1592年5月1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的一个**家庭,从小就读于**的三王冕**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到罗马的日耳曼学院。1611年加入耶稣会。1619年7月来到中国澳门,1623年在明朝政府供职,1651年进入清宫,与顺治皇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文后之间长期保持着亲密关系。顺治皇帝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顺治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说:“玛法为人无比。别的人并不是爱我,只是为了利禄而当官,所以常来求恩。他却表示对恩宠已满足,这真是不爱利禄爱君主啊!”P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