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挂毯的反面” 记者:你指的分量究竟是什么,是否指组成四字成语的每一个字都各有其本身的分量?
戴乃迭:这可能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事件,也可能涉及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有时可能只提一个名字,比如“红娘”。对中国人来说,只要一提这二字,人们马上会联想起一整套故事情节及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翻成英语呢?当然,我们可以加脚注或尽量多作些解释;然而,英译文总是比原文累赘得多,也不及原文有力。
记者:是不是正像“samurai”(武士)及“country gentry”(乡绅)这两个词,对日本人和英国人来说各有不同的涵意?
戴乃迭:许多涵意外国人是无法了解的。我们就得用各种办法来解决:一是在文中加上一些原文中没有的词,二是加脚注,再就是不用这个具体的典故,尽力创造出适合这种场合的气氛来。
记者:你认为自己可以有多大的灵活性呢?
戴乃迭: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叫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
记者:你是否认为译者应改写原文?
戴乃迭:应该更富有创造性。翻译家应大致做到这样。然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译文平庸,还是深受过去老框框的影响。
杨宪益:我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作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当然,如果翻译中确实找不到等同的东西,那就肯定会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