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对东北问题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组织重视,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张学良亲自担任该会名誉董事,并捐500元银元作为该会经费。马相伯、蔡元培也联名致函张伯苓,指出“研究日本问题与东北现状倍为重要”,邀请张伯苓指导编辑日本与东北问题丛书。张伯苓还在不少与东北有关的团体,如北平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国难会议、战区救济委员会、东北热辽后援协进会等兼任职务,一方面为这些组织提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抵抗日本侵略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从这些团体中了解相关情况,收集相关材料,为进一步研究东北问题提供帮助。
这个研究机构*初名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久改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以勤奋工作回报张伯苓的知遇之恩,他拿出自己从美国带回的英文打字机、数字统计仪,并用自己的薪金雇了研究助手,着手收集与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种文字资料。张伯苓亲自写信给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天津中国银行及天津工商大学的法国校长等,拜托他们匀暇接待何廉的调研工作。经济研究所就这样坚实地迈出了*初步伐,而后它所开辟的是精进不懈的一路辉煌。
经济研究所从进行物价调查、编制物价指数,逐步发展到对一般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统计资料是非常**的。起初他们在《大公报》发表统计副刊专栏(后改为“每周统计”,不久又改为“经济周刊”),“一时颇为轰动”。以后,他们出版年刊--《南开指数》,一直发行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成为后来人们了解那一时期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开辟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们深入天津静海、河北高阳、山东济宁等地,采取广泛调查与典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农村和农户,查阅文献,会晤典型性人物,甚至与农民一起干活,收集到有关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大量珍贵资料,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其他研究组织团体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他们在方法与成果上的进步,都受南开所做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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