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中的民主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根本上引起了世界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工业革命后,兴起了许多有钱的资本家,他们是所谓的中产**。他们在有钱以后,要取得“权势”,所以努力争取政治上的保障和地位,因而开了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先河。
19世纪的30年代,英国的议会已逐渐不完全是**和大地主的天下了。中产**以拒绝纳税等方法,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终于在1832年通过了改革议会法案,使英国的选民由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这种优势——增加了二十二万选民的优势,终于使新兴的中产**们控制了英国的下议院,近代民主政治的趋势从此便愈来愈明确了。
在19世纪早期,正在英国国内这样走向近代民主政治的当儿,欧洲正是反动势力的大渊薮。1814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正是这种反动的具体表现。英国、奥国、俄国、普鲁士、法国,都是这种反动势力的主宰者。但是这些反民主的逆流究竟抵不住民主的趋向与时潮,就在维也纳会议以后的三十三年(1815—1848)里,就有过十次革命运动:
一、德意志学生自由统一运动。
二、西班牙的革命。
三、意大利的烧炭党活动。
四、希腊的革命。
五、法国的七月革命(1830)。
六、比利时的独立。
七、波兰的革命。
八、法国的二月革命(1848)。
九、拉丁美洲的革命(自1800年就开始了)。
十、意大利的革命(1848年为奥国平定,1870年完全成功)。
这些革命,都证明了这三十三年的世界变动多么剧烈,也证明了任何民族对反抗反动势力的压迫,都是心同此理的。
1848年以后,直到**次世界大战的发生(1914),其间也有不少自由民主的运动、反抗集权侵略的运动。到1918年**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少德国、帝俄、奥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暂时消失了明显的反动色彩,但是这股逆流,却慢慢在战后演变成新起的独裁势力。从1917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1939)的二十二年间,独裁的势力如日中天,可列表如下:
左派独裁——苏联的斯大林
一、匈牙利的霍赛将军(Admiral horthy)(1919)
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1922)
三、西班牙的里韦拉将军(Primo de Rivera)(1923)
四、阿尔巴尼亚国王左古(Ahmed Zogu)(1925)
五、希腊派加洛斯(Theodor Pangalos)(1925)
六、波兰毕苏斯基(Joseph Pilsudski)(1926)
七、
葡萄牙科斯塔(Gomez de Costa)与后来的卡尔莫那(Carmoma)(1926)
八、南斯拉夫亚历山大一世(1929)
九、德国希特勒(1933)
十、奥国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1933)
十一、巴西(1937)
十二、土耳其
十三、波斯
十四、日本军人专政
这些独裁的局面,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剩下苏联的斯大林、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1939年取得政权)等极少数的政权而已,比起当年那些“群雄并立”“独裁为尚”的风气,显然是衰落了。
有历史眼光的人,必然可以了解近代的时代趋向是走向自由、走向民主的趋向,这是历史的潮流。任何反对这个趋向的运动与政权,不论它一时的暴力多么强大,都不能扭转它的反动的与逆流的地位。
身居反动的与逆流的地位的政权,它的悲剧脸谱,已经在强大的武力背后,呈现了如下的表现,可以囊括他们:
一、用暴力维持政权。
二、一党专政。
三、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
四、新闻、言论检查。
五、限制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出入境。
六、约束文化交流。
七、党化教育、司法、军队。
八、偶像崇拜,经典信奉。
九、统制经济。
十、集会、结社、请愿等的不自由。
十一、强迫集体劳动(如公社、奴工、集体农场)。
十二、鼓吹战争解决一切,敌视和平。
上面这些“不开放”“不敢开放”的专制作风,都反证了独裁政权内心的恐惧,证明了他们对赤裸的暴力(Naked
Power)也没有**的信任,证明了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潮流,并不敢接受光明正大的挑战。
在这样显明的历史潮流里,一个政权不能“顺流而下”而要“悍然自毁”,必然导致它自身的悲剧收场。重要的是,拥护自由民主的人,不要陪他们扮演这一出悲剧,要阻止他们硬演这一出悲剧。
1965年6月8日
张宗昌,我梦到了你!
我的身份证上是吉林人,可是我的祖籍是山东。作为一个具有固有文化中“怀乡”美德的我,在梦里,我回到了四十年前,回到了山东。
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出了孔夫子,也出了我,还出了那**不是圣人的张宗昌。
孔夫子做圣人,老爱做圣梦。在圣梦中,周公是他“梦里的人儿”。虽然在他老先生更老的时候,“梦里的人儿”有点背他远去。所以,孔夫子老是叹气说:“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另一个可能成为圣人的我,也“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地,开始“夫子梦亦梦”。在我梦寐以求的结果,在闺秀派所谓迷茫的境界中,终于,远远地,一对眼睛出现了。
于是,我心窃喜,总以为杀兄杀弟的周公冉冉向我而来了。可是,当这对眼睛逼近的时候,我的心冷了——原来这对眼睛,竟不是菩萨般的低眉,而是金刚般的怒目!
于是,我的历史知识告诉了我:这个,你所碰到的浓眉大眼虎体龙腰胡子乱撇的大家伙,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狗肉将军”张宗昌!
突然间,张宗昌大吼一声,开始发作了,他好像是在生我的气。好像是我在山东办的一个名叫《文月》的杂志,言论使他不满。所以他下令:“查扣这期的《文月》,他妈的《文月》!”
于是,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纷纷大量出动,到每一个小书报摊上,强行没收了每一名小贩的杂志。
警察们、便衣们、特务们、包打听们不但没收了杂志,并且还封锁了新闻。他们不准各报馆发布《文月》被查扣的消息,也使《文月》没有机会发布它“被枪毙一次”的“伤感情”新闻。
于是,《文月》只好稍用一点巧妙的手法,在报上登出一项广告,宣布解禁之日,就是再行发售之时。张宗昌们措手不及,疏于防范。《文月》被查扣的事实,终于透过广告的形式,昭告中外了!
这,是张宗昌们的悲哀。
张宗昌气得晚上去看戏解闷,戏台上,忽然传下了黑头的道白,那是专制时代台词的一段——
我骂你,不许你还口;
我打你,不许你还手;
我杀你,不许你流血!
张宗昌猛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道:“他妈的真气人呀!杀《文月》,本来要偷偷摸摸的,叫它吃哑巴亏,不许它流血。可是它却用了巧计,到底流了一次血给老子看,给全中国人看,给全世界人看,给历史之神看。这下子,真使老子划不来、划不来、划不来。老子此后,自当细心害它,不可再大意也!李敖小子,看你横行到几时,大家走着瞧罢!”
*??*??*
在闺秀派所谓迷茫的境界中,终于,慢慢地,一对眼睛消逝了。梦醒时分,我浑身冷汗,赶忙爬起来。摸摸脖子,确定脑袋还连着,不禁举手高呼:“乖乖!幸亏是一场噩梦!幸亏是活在自由中国!幸亏碰到的是陈大庆的警备司令部而不是张宗昌的公安局!否则的话,连我发表这篇《张宗昌,我梦到了你!》的自由,也没有了!”
自由中国万岁!
拿枪杆的武人万岁!
拿笔杆的文人也(拼命跟着)万岁!
1965年12月19日
冷汗淋漓中,在“宗昌bye-bye斋”,一个半小时写完
〔后记〕这篇十九年前的旧作,当时未能在台湾发表。现在十九年过去了,我把它发表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十九年来,我**该更正的是:我对“军阀”张宗昌们好有一比,实在比得太侮辱他们了。很多整年反对“军阀”的人,其实远不如“军阀”。我跟这种人活在一起愈久,我愈相信这一结论!
(1984年1月4日)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信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都可叫作“义正词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作“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词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词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作“义正词不严的自由”。
写到这里,喜欢板脸孔的人一定说:在正经的主题上,怎可以开玩笑?开玩笑,岂不影响了主题的严正?
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持有这种疑虑的人,他们不了解人类争自由的历史演变。
原来在历史上,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在缺乏开玩笑的渊源。真正吹胡子瞪眼的一方,总是高高在上的当今圣上。他们的威严与威风,部分要靠脸色铁青来维持。他们以“不苟言笑”自律,也以“不苟言笑”律人。这样久了,不苟言笑变成一种象征——一种威严与威风的象征。在这种象征下,多的是暴力与暴动、奴役与奴性。不论统治者那边或被统治者这边,双方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都无从培养,*后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边都得胃病。
理想的人际关系,显然不该这样。
人际关系自然有紧张的一面,但也有不必紧张的一面。纾解不必要的紧张,我认为不二法门就是——“开玩笑”。
为了**起见,玩笑得先从上面开起。
宋徽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戴的皇冠旧了,找做帽子的做顶新的,做好了,戴得很得意。得意之余,他把旧皇冠赐给了做帽子的,说:“你留着戴吧!”吓得做帽子的接连磕头,逊谢不遑,大叫说:“这是皇冠呀!小的有几个脑袋,戴得起这种东西?敢戴这种东西?”不料宋徽宗小声说:“没关系,你还是可以戴!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把大门锁上,窗帘拉起,戴上它过瘾,不是很好吗?”
宋徽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清高宗(乾隆)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对大学者杭世骏不满意,把杭世骏赶走。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各路人马都跑来朝拜,杭世骏也夹在其中。乾隆问杭世骏:“我把你赶走了,你靠什么吃饭?干些什么?”杭世骏说:“臣世骏开旧货摊。”乾隆问:“何谓开旧货摊?”杭世骏说:“收购破铜烂铁,摊在地上卖,就是开旧货摊。”乾隆听了,大笑起来,拿起毛笔,写了“买卖破铜烂铁”六个大字,送给了杭世骏,作为“御题”的地摊招牌。
清高宗是皇帝,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当他残存的宽大善良一面发作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这两个由上面朝下面开玩笑的故事,我认为在不正经之中,都蕴含了人际关系的一种解冻。这种解冻——人情练达的解冻,是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真正**瓣。其他的所谓**瓣,都是假的。
历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很少有给人自由的兴趣与习惯。人民争取自由,历来凶多吉少。但在法网恢恢中,我发现了一种网开一面,那就是“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
楚庄王时候,有个“优孟”(演员老孟),喜欢用开玩笑的方法,讽谏人君。楚庄王的爱马死了,这个爱马狂的皇帝,竟要以葬大夫之礼,来为爱马发丧,并且宣布:谁劝他不要这样做的,就杀谁。这样一来,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吭气。不料优孟听到了,就跑进皇宫,大哭起来。皇上问他哭什么,他说:怎么可以用大夫之礼葬这么伟大的马啊!要用得用人君之礼来国葬!要雕玉做棺材,动兵工挖土,各国使臣护丧,并为它盖庙……要这样隆重,外国人知道了,才知道你皇帝“贱人而贵马”啊!楚庄王一听,才恍然大悟,才停止了胡闹。
这故事说明了,因为有“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人际关系得以从开玩笑的管道中,有所纾解。
中国古代统治者,即使是*横眉怒目的,也不乏对这种自由酌予“优”容。例如秦始皇,要大兴土木,盖**花园。有个“优旃”(演员老旃)在旁边说:“好呀!花园盖好,多放飞禽走兽在里面,做个开放式动物园。将来天下大乱,土匪从东方来,就叫麋鹿抵抗他们吧!”秦始皇听了,就停止了**花园计划,注意起国防。又如汉武帝,他的乳母家人犯了法,要连同乳母一齐驱逐到边疆去。乳母找优倡中人郭舍人帮忙,郭舍人说,你向皇帝辞行时,只要一再回头就好了。到辞行那天,乳母一再回头。郭舍人站在武帝旁边,大骂乳母说:“滚吧!老女人!还不快走!皇上已经长大了,难道还要靠吃你奶才能活吗?你还回头看什么?”汉武帝听了,若有所悟,就停止了遣送奶妈的计划。
我在《“逸豫适足亡身”吗?》一文里(《李敖文存二集》),提到五代伶人敬新磨开唐庄宗玩笑的事。五代这种开玩笑的自由,在南唐也有。南唐皇帝开国,缺乏军需,苛税不少。有一次天旱,皇帝在禁苑里喝酒,问大官说:“根据报告,京师以外三五十里的地方都有雨水,为什么唯独京师不下雨?”大官们答不出来。这时候,演员申渐高说:“这是因为雨怕抽税,不肯进城。”皇帝听了,就开始了减税计划。
这种优容艺人开玩笑的自由,在中国传统里,居然曾经优容出一种制度,倒真令人叫绝。梁绍王《两般秋雨盦随笔》里,就谈到宋朝皇宫内,有“优伶以时事人科诨,作为戏笑”的特许,借艺人的插科打诨,来了解民意动向。就因为有这种优容,所以宋朝的艺人可以公然开权贵的玩笑,从秦桧到韩胄,无一幸免。艺人们不怕被戴帽子,因为帝制时代,还没有衙门化的帽子店,那时候的许多自由,比现代人宽得多!
帝制时代*后一个优容例子,是西太后与名丑刘赶三的事。刘赶三在《八十八扯》里扮演正德皇帝,戏演完了,走到西太后面前,朝站在西太后背后的光绪皇帝说:“别瞧我是唱戏做皇帝,我倒还有个座儿哪!”显然讽刺西太后欺负了光绪。这话一出,大家各个失色。西太后却面不改色,说:“那就给皇上添个座儿吧!”
西太后以后,中国的帝制局面仓皇让位了,这种艺人式的开玩笑的自由,也在民主面前,仓皇让位了。从此以后,上上下下,大家都绷起脸来了!大家都没幽默感了!大家都退步了!
十一年前,我看到美国出版家开约翰逊总统玩笑的书。那是一本仿照《毛语录》的规格,出版的一册《约翰逊“主席”语录》,把约翰逊总统评头论足,玩笑一一开到。那本书,使我定形了一种观念,就是: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民主的程度如何测量?民主要从哪儿看?我的结论是: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1979年11月18日
《中国时报》1979年11月22日
没有演说的自由
高雄医学院医学系学生会和赵毅先生:
你们两位来信,都收到了。你们“很诚恳也很急切地”约我到贵校演讲,我很感谢。二十年来,我一直被封锁,不能演讲。这种情形、这种“暗盘”,我不清楚你们知不知道。台大等校的社团不信邪,结果临到演讲时候,场地被锁门,种种阻挡的怪现象,弄得主办人进退维谷……所以,我实在无法再看人受罪。你们的好意,只好等到他年海晏河清再说了。
李?敖?1980年4月4日
流血的自由
中国的俗话说:“杀人不见血”,这是一句很惊心动魄的话。所谓“杀人不见血”,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有利于“杀人者”的:
一、杀人者杀人;
二、杀人者杀人还不算,他还要封锁新闻,要被害者吃哑巴亏。换句话说,他杀了人,竟还怯懦地、讨便宜地、���肯负责地想逃掉。他两手血淋淋的,却还连起码的恶名都不肯背。这种人,我们可叫他是“背后刽子手”,是“黑色谋杀者”,或是“食其肉却不肯闻其声的屠夫”。
十四年前,我改写过一首诗,全文如下:
不准“慷慨歌燕市”,
不准“从容作楚囚”,
不准“引刀成一快”,
不准“不负少年头”。
诗中引号里头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是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不成,在清朝牢里作的。当时汪精卫所处的是一个旧时代,在旧时代中“造反”也好,“起义”也罢,“革命”也行,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你不成功被逮到,大概都难逃一死。在挨刀以前,抗节不屈的人,往往可以得到英雄式的招待和烈士式的满足。他在“从容作楚囚”以后,“绑赴法场”,还可以意气扬扬,“慷慨歌燕市”一番。他可以高喊口号,做简短演说,或是“骂贼而死”。“引刀成一快”前一分钟,他可以表示“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真的是好汉,在菜市口看热闹的同胞们,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好汉——上面这种“引刀成一快”的故事,在古今中外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人虽都难逃刀下鬼的命运,但是相对的,也聊以自慰的,他们总算得到了“不负少年头”的满足——除了那浑球的阿Q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