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淖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回来不过月余,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沉下去的感觉,不是有什么外力、**推你,而是你不由自主地往下落,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越来越沉,朝着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坠落下去。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呆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该怎么说呢?虽然至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离开真正的乡村,而这段时间,在村庄里,也一直和老支书、会计,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却深深感到乡村深层结构的难以进入,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支书、会计隐约透露的东西,还有那狡黠的眼神,让你很感兴趣,一追问下去,却又是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也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和有某种目的的人,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既没有情感的交融,也不处于同一立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那**,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喝斥儿子,不能让他去。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也在做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譬如种地免税,譬如各种补贴。**在做努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的显露出来。
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教书杂费而发愁。像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常因为没能及时交费而被赶出教室。每到开学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是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着却没有那么高了。中小学教育在不停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更早地走进了打工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孩子出事,也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谈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青夫妇都是这种远距离婚姻,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回旋商量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根本考虑不到。邻村我表姐家的儿子,在江西校油泵的时候,和一个江西的女孩子谈恋爱。传到表姐那里,表姐亲自赶到江西,把儿子拎了回来。一定在家里订好亲,结完婚再让他走。春节见到我这位表侄,打扮很时髦,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的那个女孩,他很喜欢她,但母亲犟得很,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他对母亲的决定也很理解,毕竟都是现实的问题。表姐已经为他订好了亲,是河对岸的一个女孩,表侄说那女孩性格挺好,长得也不错。他决定忘掉江西那个女孩,春节结婚后,带着妻子另找地方,继续校油泵。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算了一笔帐,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很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个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另两间房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之后,**能够报销一部分,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它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它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免税,补贴,都非常兴奋,说是几朝几代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哥哥家门口还在施工,用的工人也是村里王家那一片的人。看到以前熟悉的面孔,心中非常感叹。几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当年村里*俏的小媳妇,圆脸,黑脸蛋儿,眼睛亮亮的,非常活泼。但因为是嫁给王家,村里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她。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的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学者,我恐怕没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被遗忘的人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树下打牌,有的带着孙子外孙到处闲逛聊天,有的在田地里干活,仅有的青年也在各自忙碌。刚开始的情感预设(悲伤、痛苦、无奈),问题预设(乡村的败落),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它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纳,消化掉的。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的意思。但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它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到社会、政府上,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与这片天空、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又可能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这也是那个住在墓地的人给我的启示。
或许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政治的、文化的农民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巨大包袱,而没有把它们作为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到这个政治社会的主体中来,不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我觉得乡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的。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黑裤子,脚上穿着八十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弟兄三个,父母早逝,都没有结婚,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做了小偷,常年在监狱住着,也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的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也只是黑暗角落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才知道,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个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的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被寒风吹得脸红肿着,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清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我说不是有合作**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之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我们的政府当然也不会主动来帮助他们。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对了,还有万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小时候被淹傻了。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四岁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一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俩*好,因为同一年生,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十月份,他四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几年,又多了一点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春节前回来结婚,过完初五就准备走。
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他在那个首饰厂干有十年时间,前年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俩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始终找不到病因。*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竭衰。不停咯血,*后,从鼻子、嘴里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花得差不多,眼看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也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又嫁了一家。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是胃癌,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胶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以为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知道,只要问题没出在自己头上,都认为很遥远。因为他们干的活,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中国*差的。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俩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份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桐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俩口是同辈,叫韩哥,虽���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微微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已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