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12卷 1)》:
乡村的“中国问题”固然重要,城市的“中国问题”也一样不容忽视。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在这个时代,资本实际上已经成了左右人们命运的根本力量。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通过小说创作对资本予以深切批判的,曹征路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一位。《问苍茫》主要围绕深圳的私有企业中格外尖锐激烈的劳资矛盾而��体展开了自己的艺术描写。柳叶叶是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一位纯朴善良且颇有理想追求的姑娘,她是和自己同乡的另外四位情同手足的姐妹一块来到深圳打工的。为了能够得到前往深圳打工的难得机会,这些天真幼稚的姑娘甚至付出了以处女身陪同前来招工者睡觉的惨痛代价。然而,在深圳,等待着她们的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遭际呢?先是小青和香香成了发廊里的洗头妹,事实上依靠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紧接着又是张桃花给一个来自香港的小老板当了二奶,然后,毛妹为了抢救工厂生产车间中突然发生的火灾而被烧伤,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只能以自杀来做出*后的抗议。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属于拥有大量钱财的资产者的世界,谁拥有了**,拥有了资本,谁也就拥有了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支配权。就这样,通过这几位贵州姑娘进入城市之后的悲惨遭际,曹征路对于直接造成这些悲剧的罪恶的资本进行了尖锐猛烈的批判和抨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王刚的长篇小说《福布斯咒语》。同样是作为一部透视表现新时代资本家形象的长篇小说,王刚与曹征路的思想艺术旨趣却有所不同。如果说曹征路对于资本采取的是一种不无激烈的诅咒批判态度,那么,王刚则是试图在对资本家有所了解的前提下写出资本家人性的复杂性来。王刚的难能可贵处,正在于他一方面极其真实地再现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是怎样凭借自己的胆识与能力起步发展的,另一方面却也对于这个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的资本家贪婪与残酷的特点进行了鞭辟有力的揭示和批判。然而,人性之善恶在具体的生活中却又往往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方式共存于某一人物个体身上的,冯石的情况即如此。正所谓一石两面,比如冯石的这种贪婪与残酷,换一种角度来看,实际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他这个资本家身上一种格外可贵的积极进取精神。由于意识形态禁忌的缘故,作为艺术形象的资本家形象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确已经缺位很久了。能够在一种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展开对于资本力量与资本家形象的描写与刻画,某种意义上,恐怕确实是只有在新世纪才可能出现的一种创作现象。
超越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框架审视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就不难发现,有很多作家都在从自己独特的经验视角切入着对于“中国问题”的追问与思考。张炜那部长达450万字的《你在高原》尽管主题繁复,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却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请看其中的《荒原纪事》:“矿区和周围的集团就是他们的死对头。两边积怨日深。双方紧张对峙。很多时候简直是一触即发,所以那边的人一直盯着这里。几年来,这些村子已经被一片片的脏水和毒烟、日夜轰鸣的噪声给害苦了,坐卧不安且无处躲藏,大片的土地没法耕种,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面对着现代化这一张牙舞爪迎面扑来的“洪水猛兽”,古老的荒原无可奈何地应对失措,它的沦落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情。张炜的这样一种叙述本身,就已经非常鲜明地出示了自己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的批判立场。刘醒龙的《天行者》,通过对于民办教师这个乡村知识分子群体的苦难遭际及其默默奉献精神的书写,真切地揭示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某种深切隐痛。莫言的《蛙》,从生命被戕害的角度来切入对中国独有的计划生育问题的深刻反思,并由此而进一步把自己的笔触指向了一种罪感意识和忏悔意识的挖掘与表现。关仁山的《麦河》,由土地问题而引出了对于中国乡村世界未来发展问题的真切追问与思考。阎连科的《受活》,以一种现代主义寓言式的艺术表现方式,通过受活庄人被侮辱、被戕害的悲剧性命运遭际,不无尖锐地洞穿了一直长期延续存在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神话。
不独长篇小说如此,中短篇小说领域也同样有着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切触摸与表达。比如王十月的中篇小说《**订单》。作为一位有着亲身打工经验的年轻作家,王十月的小说关注的依然是当下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劳资矛盾。但值得肯定的是,王十月对于劳资矛盾的表现明显地突破了既往小说中总是“妖魔化”资方老板的窠臼。一方面,作为资方老板,小老板自然有着过分盘剥压榨员工的行为,张怀恩之死显然与此有关。但在另一方面,自己也曾经有过打工经历的小老板,之所以逼迫员工日夜连续加班,乃是因为他自己也欠债太多,急于偿还债务的缘故。不独如此,到*后,因为张怀恩家人的反悔,四面楚歌的小老板终于走投无路,唯有自寻短见了事。如此一种凄惨结局,所召唤来的,自然就是读者的悲悯同情。某种意义上,张怀恩与小老板的双双弃世本身,乃可以被看作劳资双方共同为现代化付出的代价。当然,说到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表达,在这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恐怕就是自20世纪末即已兴起,在新世纪可以说已经蔚为大观了的“底层叙事”潮流。其中,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恐怕是*不容忽视的一篇。小说所描写展示的,确实是一桩惨不忍睹的血案:两个出身底层贫困**的挑夫,因为财富的缘故,不无残忍地接连杀死了七个勘探队员。对于这篇小说,王晓明曾经有过极其到位的解读分析:“作家用了相当精细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写出挑夫和勘探队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如何由*初的友善、艳羡、以貌取人和隔膜,逐渐生出误解、不信任、紧张、彼此提防、嫌厌、仇恨、绝望,*后拼死一搏。……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分站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惯性行动,就一定会彼此冲突、不可收拾?这小说里的人事变化的逻辑,难道真是要昭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倾斜到如此程度,不同**的人是越来越难以平和相处了?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你立刻就会发现,祝队长和九财叔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和心理内容:城乡差别、**分化、文化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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