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这一概念*早由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提出的,塚本善隆把佛教分为三种:都市佛教、平民佛教和山林佛教,但“都市佛教”这一形式在原始佛教就存在。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外传,佛教呈现出“都市”与“山林”两个路向的发展模式。因此,都市佛教与佛教的关系时间上是共存的。
在释迦时代,都市佛教就是佛教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之一。根据佛教文献记载,佛教产生的重大思想背景就是所谓“沙门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所反映的就是当时印度新兴的商业和手工生产者为代表的市民**。面对印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体系,一大批新型思想者对传统的婆罗门教义进行了批判。佛教所代表的就是诸种“沙门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市民**的形成,标志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市民在城市中从事各种活动,新思想也围绕着城市铺展开来。据说当时就有很多**的城市,就是佛陀传法的道场。黄夏年先生以《长阿含经》为文献依据,对释迦牟尼在都市的传教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①通过整理经文,黄先生认为《长阿含经》中佛陀到过的地方有31处,其中出现*多的是“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共有5部经里提;“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是舍卫城富商给孤独长者在王舍城听释迦牟尼佛说法,深归依之,请至其国,购太子祗多之园林,以赠释迦,使之说法。太子戏言,能以黄金布地方可出让。须达多以金布地,而太子以园中之树施之,此园遂因之而得名。由此可见,当时释迦传教对都市的重视程度。
从佛教教义以及佛教发展史来看,都市佛教和大乘佛教是互为依存的关系。都市佛教也是在佛教进入大乘阶段后而进一步兴起与发展的。处于原始以及部派佛教发展阶段的佛教弟子,其生活资料虽然很多从都市中来,但修行方式还是不离山林的。正如后人经常引述的“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也说明佛教更多的给人一种“出世”的感觉。但是,教法的弘扬,*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信众的增加。从传播效果来说,人口集中的都市可以使传教效果*优化。因此,都市佛教的兴起,是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发展的标志和原因。大乘佛教比之于前两者,*重要的不同在于“以救世利他为宗旨”。求佛果,行菩萨道,决定了大乘佛教必须和“普度众生”不相分离。
药师信仰传播者必须在现实社会中,通过自己的修行实践来推广药师法门。都市与佛教,在此形成水乳交融的状态。大乘佛教形成的这种模式,也比原始、部派佛教更加适应都市生活。大乘佛教*重要的特点是关于菩萨的教义,大乘佛教的实践者就是菩萨,因此大乘佛教有时候也称为“菩萨乘”。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的略称,“菩提”意为“觉”,“萨埵”意为有情众生。结合来说,菩萨就是通过六度万行,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于未来世成就佛果的大乘佛教修行者。具体来说,菩萨修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六度、四摄。六度又称六婆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等六种修行方法。四摄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方便,主要指饶益众生的利他事业。在《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中,都强调并阐发着六度、四摄等利他精神。和小乘出世性相比,大乘佛教更加注重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宏愿。大乘菩萨精神,正如《大日经》**卷所述:菩萨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比之于小乘果位的区别也在于发菩提心,以普度众生作为成佛的根本条件。大悲是指菩萨为救度众生出离苦海的悲悯心,为了悟自他无二而生起的同体大悲之心。方便是指菩萨为引导众生的善巧方便,随顺众生因缘而应机设教。由此可见,大乘佛教的立论基础就是世出世间的圆融不二。《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中有“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话语,意为菩萨不舍大悲,不离大慈,对众生孜孜不倦得进行教诲。同时,又积极修学空、无相、无作,又不以此为住。既不一味追求涅槃,又不离弃世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①
佛教在印度发展到大乘时期,虽然生成了大量的“世出世间圆融不二”的经典,但印度的文化整体有重出世的特征,“根据现有的证明,印度大多数佛教徒无论什么时候都尊奉早期部派,反之大乘自始至终只是一种少数派的运动;只是在印度之外的某些地区(中国内地和中国西藏以及其他从大乘佛徒引入佛教的地区)中大乘完全取代了较早的佛教。”②渥德尔的这一结论,与中国佛教的发展特征很符合。
佛教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发生碰撞,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佛教发展模式。先是在民间开始传播,后来很快得到宫廷和王公**的支持与信奉,于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相传汉地*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就是建立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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