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鲁编室/文化人生丛书》:
1979年10月,当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鲁编室报到时,正值下班之后,见到的是满腔热忱的包子衍,嘻嘻哈哈的朱正,还有一见如故的“大同乡”马蹄疾。他们都是先我到社的借调编辑。我出发时,身负的“莫须有罪”尚未“结案”;交谈之后得知,他们三位不仅也是“文革”受害者,而且朱正、子衍的“案情”竟然比我还要严重!
当时的感想是:“这个鲁编室,胆子不小,身手不凡!”
所谓胆子不小,指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已近一年,地方上的政治气候却是“乍暖还寒”,借调我们这样的主儿,难免要冒相当的风险;所谓身手不凡,指的是陈早春、李文兵他们去办借调我的交涉,背后有中宣部的商调函为“靠山”,否则压在我头上的那个“铁盖儿”,是撬不动的。
现在看起来,鲁编室此举,恰恰是“两个‘凡是’”气数已尽的消息之一。
不久,我和子衍、朱正几乎同时收到各自单位寄来的平反通知。我的原单位还要求本人回去,亲自见证销毁有关档案材料。我没回去,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本人是否在场见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今后执行什么路线,否则被销毁的档案是很容易“重建”的���
果然,事后得知,他们还真“留了一手”,无奈“路线”毕竟不同了,没有得逞。
所以,我至今犹不相信“解放区的天”全是“明朗的天”。当年那些善于“留一手”者,有些肯定已经高升,并且一面高票通过“三讲”,一面仍在躬行不义。
朱正“文革”时身负的“罪名”十分吓人,以至调京之前犹未恢复公职,只能在长沙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维生,所以我们都叫他“朱师傅”。这位朱师傅的神通却很广大,记得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就是当天晚上他从李锐家回来,向我们传达的,其中包括胡乔木调任**书记处书记等信息。也正因为胡乔木要进书记处,《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高领导”也就改由林默涵担任了。这一年的阴历年,我们都没回家,春节就在社里过。林默涵特地让秘书送来几张参加人民大会堂联欢会的入场券,以示对借调人员节日坚守岗位的慰问。
所以,在鲁编室,我们头顶的天是**明朗的。同仁之中,我原来认识的不过两三位;然而,无论社内的、借调的、还是各注释组临时前来参加定稿的,个个一见如故,相待以诚。人人都不考虑“名利”二字,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同时也决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借调我们担任责任编辑,是为了加快《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和出版工作的进度。当时,前五卷已经定稿发排;我们到位后,定稿组乃由一个扩充为四个:三种《且介亭杂文》及《译文序跋集》为一组,《日记》、《书信》为一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为一组,三种《集外集》为一组。我作为《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的执笔者之一和责编,先参加第四组,成员还有林辰先生、李文兵、韩之友、陈琼芝,以及作为原注释组代表的杨占声和邹恬;后来,我又作为《古籍序跋集》的责编,与林辰先生及第三组的周振甫先生和降云合成一个定稿组,原注释组的代表是陈翔耀先生。
编辑室对工作的要求极为严格、细致。作为责编,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工作程序:首先,对“征求意见本”(即社内印行的、作为原注释组定稿本的“红皮本”——原注释组的未定稿本则是各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进行加工,包括统一格式体例,核对每一条注文的原始资料,决定注文取舍,进行文字加工,补写应注而未加注的条目。《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编的,还要*终决定入编篇目和编辑体例。《补编》此类问题的决策,就是林默涵同志亲自前来听取汇报并且*终“拍板”的。
责编的加工成果形成打印稿后进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组对打印稿进行逐条、逐字、逐标点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十分认真,而且非常热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第三步,责编根据定稿组讨论结果,修改、剪贴打印稿(包括查补资料,重写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几卷是送胡乔木)审阅。他的审读细致到了连标点问题都不放过的地步,批示也很具体。第四步,责编根据他的意见再做修订,由编辑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仰”)签字发排。付型之前,王仰还要对每一卷的终校样逐字逐句做印前审读(后来似乎李文兵也分担过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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