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文选(套装上下册)》:
周作人谈过他怎样逐步形成这一文学史观的过程,以及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套文学史观的目的:“十一年夏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我自己担任的国语文学大概也是两小时吧,我知道应当怎样教法,要单讲现时白话文,随后拉过去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相连,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我*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人手,……这之后加进一点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这一大段话很重要,可以看出他为中国新文学寻根溯源的目的,是要鼓舞大家对新文学的信心,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目的一样。胡适寻根溯源的路子,是以形式上是否白话文为主要标准。周作人则有意要“到古文里去看”,是以内容为主要标准。他所取的明末清初那些人物,全是当时的异瑞,至少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相当疏离的,各有其某种程度的主体的自觉性的。他认为,这样的人物写出来的文学,才是新文学的源头,尽管用的是古文而非白话文;而古之白话小说,反倒是其次。古之白话小说中,他单取《儒林外史》的楔子一回,没有说明理由,大概也是欣赏这一回里写的王冕,有些近于他所欣赏的明末清初那些人物,未必是觉得这一回的白话文特别好。1922年周作人到燕京大学讲国语文学,不知道是不是中国高等学校开这个课的**次,反正是相当早的,带有开创性的。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的身份,来担任这个开创性的课程,周作人一面讲课,一面研究,他深切感到中国古文学中有与新文学一脉相通的潮流,特别感到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学在精神上与新文学的亲近,他是有真切的感受,经过认真的思考的。至于他借用中国古典文论中“载道”与“言志”两个概念未必恰当,当时就遭到批评,后来他自己也一再声明修正;他树起“言志”的旗帜来提倡一种文学,也产生许多流弊,这些都不在此详论。
周作人讲新文学的源流,特别注意新文学中散文一门同传统的关系。他说:“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影响的*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途程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他认为西洋的散文,例如英法的随笔文学,对中国影响不大:“只有杂文在过去很有根柢,其发达特别容易点,虽然英法的随笔文学至今还未有充分的介绍,可以知道现今散文之兴盛其原因大半是内在的,有如草木的根在土里,外边只要有日光雨水的刺激,就自然生长起来了。”这两段话里说的散文,是比较狭义的,即与小说、诗歌并列的散文,其中也包括了杂文。周作人认为这个概念范围内的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成就*高,这个估价完全合乎事实,鲁迅以杂文,周作人以散文,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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