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
虽然是在获生的理论框架内讨论问题,太宰超越了荻生所认可的平均地权主义。对太宰来说,历史中**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即政治体制必须有效地应对社会需要。社会及政治的连续性依赖于这一应对能力。太宰对幕藩体制表现出的乐观却时有动摇。不过,他依然著文为该体制的存在辩护,并且规定能够确保该体制存续的行动方案。
通过对山崎暗斋及荻生徂徕(以及太宰)进行对比观察,就很容易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对立之处。在山崎那里,更强调人(men)内在的按照抽象理论所规定的准则及社会结构行动的能力。历史的稳定性使社会存在成为可预见的并且是合乎道德的。然而,能动的因素是个人及其采取行动、改变事物,在社会及官僚语境内展示正义的能力。一系列的思想在加强着武士奉献服务的伦理,同时还为这一伦理提供官方及形而上的确定性。
荻生及太宰站在与山崎对立的立场上。他们二人都不强调人及官僚等从固定的道德准则中生成善的内在能力。他们否认历史和制度中存在形而上的永恒性。古代经典中记录的“真理”只不过是“语言”而已,并不是存在永恒的善的证据。首先,关键的变量并不是个人而是政治体制: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人性中的精神,而是被制定出来的政治规则,这一政治规则已经被嵌入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结构中。于是,忠诚的仆人并不是那个追求善或者追求自我中的精神力量的人,而是那个寻求对体制进行改变以使其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求的人。荻生对“英雄”的定义是与山崎不一样的。在平常的时间里,他为既存的体制制定合理的法令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非常时刻,他从根本上根据理论创造体制(正如德川家康创立的幕藩体制)。但是,荻生自始至终都认为官僚体系对社会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两种官僚思想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歧。可是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依然相互汇合相互加强。两者都是规范性的思想体系,对于山崎来说,**准则是外在于历史的,尽管如前所述,帝国体制被他视为一个原点,在该原点上形而上的准则转变为历史的恒量。而对于荻生来说,准则是内在于历史的,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掌握在帝王手中。“君主”不过是世俗等级制度的一个终点;它象征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权力的等级制度都必然有个终点。然而,历史中却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规范性的准则,它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实用意义的**存在:不管时间、地点以及环境如何,官僚结构对于社会存在,对于实现地方和平,维持有秩序的经济生活以及*后的**自治是不可或缺的。伦理和众所周知的“善”的概念均来自于与官僚体制相关的这一实用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与古代国王在他们**创造社会时制定的社会礼仪背后的实用主义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它还将作为历史中的**存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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