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村庄建设与规划研究》:
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聚集地,村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状况直接关系现代村庄建设的程度与水平。应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治理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一、农村的环境变迁
村庄的形成都有其自然、历史等渊源,千百年来形成的风格各异的村落民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它不仅是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而且是农村儿女的精神家园。相对于城市而言,村庄生态环境更多地表现为“原生态”。差异化的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自然条件、传统习惯、历史因素等,使村庄各具特色,各有其特有的文化结构,可谓“十里不同天,三里不同俗”。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近年来,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使许多地方的村庄建设出现新变化,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取得了成效,农村落后面貌正在改变。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投入,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等事业的状况有所改善。部分地区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共享和公共服务向郊区农村延伸,使得城乡联系更为紧密。通过实施村庄整治,许多地方分期、分批、集中对规模较大的村庄进行治理,明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立了村庄公共设施与服务管理的新机制,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精神面貌的改变。
村庄的综合防灾能力明显增强。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实施工程移民、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牧民定居等,这些地区农民的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实施移民建镇,部分农民摆脱了多年的洪水困扰。新疆等省区实施农房抗震安居工程,河北、海南等省区推进了“生态村”建设。浙江、福建、重庆等省市加强农民建房指导,提高村庄和农房防御地震、台风、塌方、泥石流等灾害的能力。
但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仍然普遍较差,与城市相比总体上仍然十分落后。根据2015年建设部对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北、河南等9省43个县74个村的典型调查,91%的村庄没有排水设施;85%的村庄垃圾随意堆放;68%的村庄农民住房与畜禽围舍混杂;几乎所有村庄使用传统旱厕。主要表现在:一是建设乱。全国仅29.9%的村庄有建设规划,且简单套用城市规划方法。一些农民随意沿公路建房。不少地方农村居民点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建新屋不拆旧宅,有新房无新村,有的形成“空心村”,造成用地浪费。有的地方盲目模仿城市建小区,农房建设缺乏地方特色和文化传统。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农民建了三四轮房,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但部分村庄环境污染加重,生态恶化。中西部地区农民改建住房逐渐增多,却在重复东部地区的老路。二是饮水难。北方地区不少村庄水源性缺水严重,东部地区部分农村水质性缺水。仅有14%的村庄有自来水厂或者供水设施,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三是环境差。村庄内部基本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乡镇企业的生产污水和农民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进入河流、水塘,影响了水源**,严重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随着工业产品使用的普及,垃圾自然循环的功能逐渐衰退,每年约1~2亿吨的生活垃圾在露天乱堆乱放。
2013年年初,水利部一名副部长就曾表示,中国农村生态环境令人担忧。目前中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面污染,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元素含量超标、板结硬化,农村水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了农产品的**。
在河南,由于地下水质受到污染,在淮河*大支流沙颍河沿岸,出现了多个“癌症高发村”。自1990年以来,沈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村民患癌症死亡的有194人;在安徽,宿州市杨庄乡的村民正遭受着奎河严重污染的深痛:2010年人口自然死亡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多,食道癌、肝病等疾病的发病率是同地非污染地区的两倍,高产高质农作物无法种植;在宁夏、山西,使用污染的河水浇地导致成千上万亩麦苗被毁、麦田被严重污染,不少农民面临断粮的威胁,山西临汾村民因饮用水被污染,导致50多人偏瘫;在浙江,东阳画水镇的污染已经有5年之久,导致方圆3千米之内,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村民们呼吸困难,树木大片死亡,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在有些农村,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例如浙江省东阳市就因为环境污染问题,导致政府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数十辆汽车被砸。
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可归纳为三大类型:
一是工业污染,包括乡镇工业污染、城市外迁工业污染等。目前在农村,工业污水随处排放,工业烟尘排向空中,工业固体废物占用农田、侵占河道、随处焚烧等现象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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