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何民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1919年,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迅速向各地扩展。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此外,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也在同日集队向英、美、法、俄、意各国公**呈书,要求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释放全部被捕学生。5月底,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新青年》开始陆续刊载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条件逐步成熟。然而,对骆家来说,一个巨大的不幸正悄然袭来。
1919年6月,五岁半的骆何民遭遇到人生**次大悲痛,其父骆国章因病去世。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来,黑暗笼罩着骆家。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了骆国章之妻的身上。
说起骆国章的妻子,那也是扬州大户人家的姑娘。她姓叶,名子懿���1886年出生,自幼知书达理,性格善良而坚强。其兄叶惟善,生于1876年,字贻谷,曾任两淮师范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任江都县督学、县署第三科科长、劝学所所长,1922年始任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等职。
看着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悲痛之余,骆叶氏首先想到了父兄。骆叶氏想,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的帮助,生活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可转念一想,倘若那样的话,人家会以为自己靠娘家生活,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对4个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而且按照旧时风俗,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守在家里,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也容易被外人指指点点。于是,骆叶氏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4个孩子拉扯大。这不仅是自己对丈夫的怀念,也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突然想到了“全节堂”。“对,左卫街上的‘全节堂’!”落叶氏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全节堂”就坐落在扬州左卫街上,位于原扬州**百货商店(1950年建,俗称扬州中百一店)附近皮市街街口,坐南朝北。1867年,地方士绅陈浩恩建起此机构,名义上是一个专门用来收容救济孤儿寡妇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地方士绅借此攫取名利、维护封建礼教的地方。“全节堂”不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也不是只要孤儿寡妇就可以进去的,那些真正穷困潦倒需要帮助的人家是进不去的。“全节堂”也是个谋利的地方,对被收容的孤儿寡妇来说,有时简直是个变相的监狱。但骆叶氏想,为了孩子,自己受点委屈根本无所谓。再说,这里不仅可以维护个人的声名德行,而且靠自己的勤劳和之前骆家所居的房产出租,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当月,年仅33岁的骆叶氏就把自家在花旗所附近的房子委托骆国章的学生租了出去,给“全节堂”交上一笔费用后,便带上4个儿女住进了堂里。天下即将大变的社会形势似乎对这里影响不大,“全节堂”老一套的生活方式依旧持续着。在这里,不论人口多少,每家都住在一间不足十个平方的旧瓦房里。一条弄堂住着五至十家,各条弄堂都通向一个过道。在这过道与外面交接处,设有一道双扇木板门,外面还加了一道栅栏门。白天,开早饭时把木板门打开后,栅栏门仍旧锁着。在栅栏门约有半人高的地方开了一个方洞,用来传递物件,主要是饭桶、水桶,十岁左右的孩子就从这方洞爬进爬出。晚饭后,两道门都关门上锁,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随便打开的。这里与一般监狱不同的地方,就是守节的妇女平时可以在过道与弄堂里面活动,出外有事,必须由保人代办请假手续,但不得在外过宿。
在“全节堂”里,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年轻的骆叶氏肩上。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一边要照顾牙牙学语的幼儿骆根清,一边还要照料全家生活,同时又要为骆孟开、骆何民等几个大孩子的学习操心,日常靠着洗衣缝补艰辛度日。骆叶氏也是一个懂文化的明理之人,虽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说不出个所以然,但通过报纸和口耳相传,也了解到一点天下变化。她常常告诫和教育孩子们,要自立自强、心忧天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有了志气,就能改变一切。她偶尔也讲讲丈夫在世时候的一些故事,讲丈夫的为人处世和为人师表,用丈夫的正直、辛劳、好学、才华熏陶孩子。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子女们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在骆何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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