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缤纷》:
夕阳之辉
身处自然界之中,人们大都欣赏和赞叹那东方初起的朝阳之炫丽,看它威威赫赫,磅礴升腾,霎时间便照亮整个宇宙的壮观景象,莫不感觉热血沸腾。但人们也许不太留意夕照之美艳,当那光照万物的巨轮在太空巡行数万里,疲乏已极,就要沉入夜幕中休眠之前,它的余晖却显得静谧而妩媚,依然给人间留下温暖和光亮。其实,人世间的个体生命也注定要经历升起与沉落的轮回,只是世人在追寻个体生命升沉历程的完满境界时,却并非皆能如愿。我有幸从熟悉的师长及文友中窥见一些长者的夕照之辉,他们历经风雨磨洗而愈显浑朴高洁的德行与文品,尤令人心仪。朱寨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和朱寨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那正是文学在新时期赫然爆发,佳作新人喷涌而出的年代,也是文学*灵敏地感应着时代脉息,同亿兆民众一起经历着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的惊涛拍岸的年代。在那个刚刚揭幕的文学新时期,有一群正值壮年的文学批评写作者活跃于前沿阵地,以自己聪察勇毅、热力四射的理论批评文字,推举和张扬新时期文学的*初成果,坚定地支持它们冲击旧时观念与范式,勇于突破和更新的探索实践。朱寨先生则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起初以为,朱寨先生同我熟悉的不少文友一样,也是与我年龄相差不多的中年人。但在收到由他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有关长篇小说《东方》的评论)时,方知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此后,在一些文事活动和文学社团的集会上,才见到并结识了朱寨先生,原来他是一位体态健壮、和蔼稳重的长者,且与我是山东同乡。我从文友的介绍中还得知,朱寨先生竟是一位“老革命”,他由一名流亡学生投奔延安之时,我方来到世间。朱寨先生在延安“鲁艺”求学数年又留校任职,抗战胜利后转赴东北,一直在地方政权机构中做实际工作,参与和支援解放战争,曾任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初期调到**宣传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转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朱寨先生的这种经历,同我认识的几位文学前辈相似,都是从革命**和解放区走出来的老资格的文化人。然而,在我与他的接触交往中,从未观察到他对此种资历的丝毫炫耀,他在一群搞文学评论的文友中间,仿佛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事稍长的同道。
旧时不少文人似乎有一种绕身附体的痼疾,由文事博名而仕途畅进时,往往志得意满,狂傲自恋,当遭逢挫跌、官场失意后,又常为时运多蹇而忧愤哀伤。这自然是旧时代的生存环境与因袭观念加之于其长久的精神压抑所致。朱寨先生并无此类旧式文人的习气。他一向低调平和,抱朴守诚,从不以资历优势轻慢晚辈文友。他并无显要官职,更不在文事活动中掺入官本位意识。或许是青年时代经历过艰苦环境的长久磨炼,令他秉持着一种颇为难得的平常心态。朱寨先生的谦和自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切。他由一名经受革命战争洗礼的战士和文化官员,转行跨入学术研究机构,凭借自身的刻苦努力,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他的不少理论批评文章和作家作品评论思辨性强且颇有见地。他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中,和许多比他年轻的同道一样站到了文学变革的前沿。他的思维活跃,目光敏锐,坚定地支持和扶助那些勇于冲击陈旧观念与僵化模式的新作品和新探索。他和许多晚辈同行一道,以自己的理论批评实践,推动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他主编的多部研究著作,也产生过较大社会反响。以他所获得的专业成就及学术贡献,足以骄人和自慰,而他却并不满意自己的作为,无论在同道友人面前或是在著述文集的“后记”中,总是谦称自己“学浅力拙,忝列同行之伍”。在他被众多同道者推举,接替已辞世的冯牧先生出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后,依然不为此类众望所归的学术领军人物的身份而心安理得,在主持集会的场合,申言自己读写有限,表达要从年轻的同行那里学习获益的愿望。依我的观察,这一切在朱寨先生那里绝非矫饰或作秀,只是这位厚道纯朴的长者内心情怀的自然流露,是他求真守诚的做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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