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先生*初虽然是在入大学前就到上海旅游过一个月,作为留学生在北京,则是在1928年即昭和三年先生25岁的春天,到1931年即昭和六年先生28岁的春天这三年间,留学结束后,又往江南转了一圈,然后回国。这期间所接触到的民国初年学界的情况,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等,如能给我们后学讲讲,将是十分有益的事。今天获得这一机会,想先请先生谈谈留学之前的情况,即先生是怎样与中国文学结缘的,留学之前日本学界的有关状况等等。首先从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谈起吧。
那时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三种讲座,持续至今仍是这样,即中国哲学史,那时叫支那哲学史;中国��学、中国文学,那时叫支那语学、支那文学以及东洋史学,这三个讲座也可叫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毕业的学生,原则上都必须到中国去留学。
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所以都去留学,首先有这种可能性。其次,做中国的学问不可以从来未去过中国。这在*近以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河野所长为团长的中国访问团一行在中国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有所反映,据朝日新闻社刊出的座谈会记录《中国纪行30日》中,岛田虔次君有十分恰当的论说。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为此,如果不去中国留学就不可能做好中国的学问,这已成了一种规则。我是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人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的,1926年即大正十五年毕业。毕业后去中国是既定的计划中的事,所以说,留学在那时是普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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