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写作并出版《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1960)和《休战》(The Truce,1965)标示了我生命中一次决定性转折,而且不仅就我作为作家的生命而言。随后几年里,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项使命,甚至是一项对我来说**被清晰界定的使命。在奥斯维辛和漫长的返乡途中,我看见且经历了并非只对自身有价值因而迫切需要被讲述的事。我已经讲述了它们,已经做出见证了。我是一名化学家,有一份不仅足以谋生而且让我全身心投入的职业,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再写任何东西了。 但事情并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写作已经在我职业生涯边上占据了一个属于它的位置,*终我彻底转向了写作。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关于奥斯维辛的经验远未枯竭。在*初的两本书里,我已经描述了奥斯维辛那些与今天存在历史性关联的基本特征。但大量的细节不断在我的记忆中浮现,而让它们黯然消逝的念头令我感到悲痛。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不寻常地从悲剧的底色中凸显出来:朋友,曾经的旅伴,甚至敌人—他们接二连三地来请求我帮助他们活下来,享受文学人物那模糊但长久的存在。这不再是遇难者中那些匿名的、面目模糊的、无声的大众,而是**的、独特的个体,在他们身上(即便只是一瞬间)我认出了反抗的意志和能力,因此还有美德的萌芽。 这些故事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机缘下写就的,因此显然没有经过计划,但这些故事似乎显示出一种共性:每篇故事只聚焦一个角色,而这个人显然不是被迫害的、命中注定的受害者,或者被征服的人,也不是我前两本书献给的那些人,对于那些人我曾着魔般地自问:“这到底还是不是个人?”这些故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人”,尽管那些使他们能够活下来并变得****的美德,并不总为普遍道德所认可。班迪(Bandi),“我的徒弟”,他的力量源自信仰者的神圣欢乐;沃尔夫(Wolf)源于音乐;格里戈(Grigo)来自爱和迷信;蒂施勒(Tischler)出自对传说的继承。然而,切萨雷(Cesare)的力量源于不受拘束的狡猾,兰科斯基(Rumkowski)出于对力量的渴求,拉帕波特(Rappoport)来自野蛮的生命力。 重读这些故事时,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特质:我自发选择的情节几乎从不是悲剧性的。它们是奇异而边缘的缓刑时刻,在这些时刻,被压迫的身份能够短暂地重获它的面貌。 对于这个在事情发生三四十年后才重新发现的叙述脉络,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不过,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创伤事件的幸存者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两类:一种人压抑他们的整个过去,而在另一种人中,关于罪恶的记忆持续存在,仿佛被刻在石头上,远胜之前和之后的一切经验。现在我属于第二种人,出于天性而非偶然。关于两年的法外生活,我丝毫不曾遗忘。无须任何刻意的努力,回忆就不断地向我涌来:事件、面容、话语、感觉,仿佛那时我的头脑经历了一段具有高度感受力的时期,其间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未曾遗失。比方说,我记得用我当时不懂、现在也不懂的语言说出的整句话,就像用录音带录下来了,或像鹦鹉学舌一般。几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囚犯同伴,我和他没有任何特殊的友谊,但在35 年后,我立刻从一堆陌生的面孔中认出了他,即便他的容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至**,来自“那下面”的气味仍使我惊愕。现在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我彼时的这种专注—专注于这个世界和我身边的人—不仅是一种病症,也是我获得精神和肉体拯救的一个重要因素。 时间上的距离或许会使人越发倾向于使事实更加完满,令色彩更加浓烈。但这种倾向,或者说这种诱惑,是写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缺少了它,一个人无法讲故事而只能做记录。然而,我用来建构这些故事的所有情节都真实发生过,所有人物都真实存在,尽管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改掉了他们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