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评论(2018年第4期 总第36期)》:
**,中国比较优势发生新变化。
过去40年,低成本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基础支撑因素。现在,我国出口部门工资成本与其他发展中**比价关系发生了逆转,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面临对外转移的压力。由于工资、土地、能源成本的持续上升和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我国制造业综合低成本优势受到大幅削弱,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5年8月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认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仅比美国低5%不到。
在传统比较优势持续削弱的同时,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正在涌现。每年700多万高校毕业生,为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质量红利;全球*多的研发人员数量和全球第二的研发投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常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绿色发展转型等吸引创新资源、高端产业加速汇聚。如果说过去的低成本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规模性扩张,未来的新优势则有利于我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比较优势转换是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结果。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凡是不能实现竞争优势升级的**,大多落人了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面临着国际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迫切压力。只有顺利实现竞争力的升级,我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新兴大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的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的崛起将是本世纪影响世界格局*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升级,必然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多方预测,在2030年前,我国的GDP可能超过美国。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把握经贸大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往我们把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今天,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变化也将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经济。因此,新形势下,要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看待二者的关系。
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带来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新优势与新要求。**,巨大的国内市场。“市场寻求型”投资将取代“成本寻求型”投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为抓住中国市场需求不断升级的机遇,外商投资企业将加速对华转移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加强在华研发活动,国内大市场也有利于分摊研发新产品的成本,促进创新,巨大的市场还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第二,雄厚的资金实力。我国拥有全球*多的外汇储备,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断上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前三的对外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合作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宏观上看,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对外投资能力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有力工具,从微观上看,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成长为***的跨国公司。第三,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对农产品、资源、能源的需求迅速上升,我国对外部初级产品的依赖将日益加剧。一方面,巨大进口需求是我国与资源富集**深化合作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这也迫切要求我国提高利用全球市场保障我国资源**的能力。
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带来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有利有弊。一方面,很多**看好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的前景,希望利用中国的市场、技术、资金,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对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重视。我国国际影响力增大后,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影响力,可以“创造”国际机遇。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新兴大国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守成大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一些**担心中国强大后对国际规则、国际格局的挑战,因此采取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上防范中国的两手政策。期待、羡慕、担心、防范各种情绪相互交织,“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令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