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我的论文集借助曹峰先生、广濑薰雄先生之力,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感到无比高兴。而且,此书是在中国*有名的出版社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是极其光荣的事。借此机会,我对自己为何要撰写这部论文集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真正投身睡虎地秦简研究,是在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国相继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牍资料,在日本也引起关注,一般日本人对其关心度也很高,报纸曾在**版予以大幅介绍。尤其是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想其原因在于,对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特征的研究,是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中*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以东京大学西嶋定生先生、早稻田大学栗原朋信先生为代表,许多学者竞相在此领域作出了���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1970年岩波书店刊行的《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第4卷“古代4”可以得到反映(以下简称《讲座》)。我们这些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进入大学后,先读《讲座》,然后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讲座》刊行的年代,还在70年代出土文字资料出现以前,因此,除了过去已经发现的居延汉简等资料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依据传世文献史料得出的成果。就在这部总括战后东洋史学成果的《讲座》刊行后不久,报道了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消息,因此,我们对这批资料的期待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睡虎地秦简的问世,是揭开了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新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帷幕,恐不过分。 睡虎地秦简这批新资料出土后,或许中国学界也是如此,日本的学界掀起了一股秦简研究的热潮,我就是急切投身其中的一人。当时,日本的大学中,好几个睡虎地秦简研究会纷纷成立,有不少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以秦简为主题作研究报告。我进入研究生院后所作**个研究报告《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える内史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内史)》(第76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78年11月12日),就是这种学界潮流的产物(已收入本书**章)。接着我又发表了《睡虎地秦墓竹簡よりみた都官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的都官)》(第78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80年11月9日,已收入本书第二章)。当时我对睡虎地秦简的研究,集中于以秦律为**的和法制资料相关的领域。有的人利用这些新资料,是要证明他们自己依据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历史形象。而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是想以此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对过去的学说作出批判性的检验。就这样,对于新资料的反应因年龄而有所不同,但大家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秦律等法制资料上,这是**的共同点。 睡虎地11号秦墓不仅出土了法制资料,还出土了称为《日书》的占卜书。对于这部《日书》,日本的历史学者多不太关心,我自己*初也是如此。我开始关心《日书》,是因为池田温教授主持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律令制研究会”上,和大栉敦弘先生(现为高知大学教授)一起负责研读《日书》。这成为我深入探究《日书》的契机,研究对象从秦律转换到《日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能否建构起一个可以同时讨论秦律和《日书》的共通的“场”。过去对睡虎地秦简的使用方法,过分集中于秦律等法制资料,研究《日书》者**于古文字学或思想史方面的人。然而,既然是同样出土于11号秦墓中的简牍资料,那么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应该存在着可以通观睡虎地秦简全局的视角。我在此采用的是Annales(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法。就是说,在秦占领统治下的南郡这块区域,统治者秦和被占领者楚是如何对峙的?秦法是如何渗透到楚的基层社会中去的?或者说,由于受到习俗的抗拒,秦法被迫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我设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通过“法和习俗”的视角来展开讨论。我进而试图对生存于基层社会的人的心性作出分析,对他们日常的精神世界作出可视化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但至少还没有人依据这样的方法论、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睡虎地秦简,我想,这就是本书对学界作出的一点贡献。 现在,我以过去的睡虎地秦简研究为基础,在习俗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尤其以产生出“日书”的社会背景为研究的方向。目前,*早的“日书”可以追溯到九店楚简,以此为界限,更早的楚墓中随葬的是卜筮祭祷简。至今为止,我用中文发表的、论述从“卜筮祭祷简”向“日书”转变之过程的论文,主要如下所示:
1. 《从卜筮祭祷简看“日书”的形成》,《人文论丛》特辑(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2. 《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与系统》,《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10月。 3. 《“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4. 《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主办《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5. 《平夜君楚简“卜筮祭祷简”初探——战国楚的祭祀仪礼》,《简帛研究二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6. 《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珞珈讲坛》第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7. 《社会史研究与“卜筮祭祷简”、“日书”》,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9月。 8. 《从九店楚简〈告武夷〉篇看“日书”之成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主办《简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收入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是,利用随葬于战国楚墓的“卜筮祭祷简”考察“日书”的生成过程。这表明,“日书”是从楚文化圈中诞生出来的。 与这项研究的展开相前后,又出土了王家台秦简“日书”、岳山秦墓木牍“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等秦的“日书”,以及张家山127号汉墓竹简“日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虎溪山汉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杜陵汉墓木牍“日书”等等汉代“日书”,为此我们需要讨论战国、秦代的“日书”进入汉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使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究竟什么是“日书”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些占卜资料被称为“日书”,是因为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简末背面墨书有“日书”二字。现在,虽然各种各样被视为“日书”的资料在不断增加,但确实可以称为“日书”的,只有附带“日书”篇名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严格说来,其他的各种资料只不过因为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而被认定为“日书”。因此,重要的是,需要将这些占卜资料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作出严密的比较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内容的构成、篇名的类似看,*应予以注目的是孔家坡汉简“日书”。关于这批资料,我以《“日书”所见地域文化与中国文明》为题,申请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补助金基盘研究(C)并获得批准,是2007年度~2010年度正在实施中的研究项目。 为了将秦律和“日书”所见秦代法和习俗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汉代加以考察,我将研究深入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谳书”。这个领域得到武汉大学陈伟先生和荆州博物馆彭浩先生的帮助,利用红外线相机拍摄相关资料,以电子数据为基础,三方共同出版了新的文本,那就是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已发表了《中国古代の“日書”にみえる時間と占卜—田律の分析を**として—(中国古代“日书”所见时间与占卜——以田律的分析为**)》(《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都市史学)》第5号,2009年12月)一文。 虽然本书原版刊行至今已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学术**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作为分析对象的相关资料有了更多的增加,今后,通过加入这些新的资料,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出版一部具有新内容、新高度的《中国古代的法与习俗》。
工藤元男 2009年12月14日于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