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三節 結語 上文通過對傳世文獻和商代刻辭的比較研究,證明了商代思想與“五行説”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繫。商代的顔色分類和祭祀系統,與“五行説”不僅結構相似,而且有意義上的某些聯繫。周克商后,繼承了商代的很多制度,包括書寫系統和祭祀系統(其中顔色象徵占據了重要位置)。商代祭祀背後隱藏的宇宙觀念,是周代宇宙論形成的基礎。周代宗教的很多基本特徵,不是周人的發明,而是從商代繼承來的。比如,黑色與水相關,黃色與土相關,這些思想是商代顔色象徵的基本特徵,在周代宗教體系中也保存了下來,後來又融入了“五行説”理論。這種相生相克的“五行”理論是否在商代就已産生,現在還無法確證。可是,通過研究商���祭祀中顔色的使用情況,可以重建商代的顔色分類體系,由此可以推測,商代的思想爲後來的相生相克理論奠定了基礎。 顔色象徵(或者説,顔色的感知性)在思想變革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約翰?亨德森和艾蘭在傑克?古堤理論的基礎上,都認爲古代中國文化中相生相克的理論,與書寫知識的廣泛普及有密切關係。用艾蘭的話説就是: 文獻化不僅帶來了神話懷疑派的産生,同時也促成了思想理論化。商代思想中的對立組合結構關係是隱含性的,後來由於文學的發展而變得明顯易辨了。在這種發展中,對應性思維原則並没有被拋棄,而是系統化了,成爲外露的科學體系。於是,商代神話性思想中的基本因素,水、火、日、月等等的對應後來發展成了“陰陽”論中的基本宇宙力量;大地“”形,數字“五”具有一種神秘力量,這引出了後來“五行”説。 不過,我們必須强調商代的顔色象徵與後來的五行説思想有根本性的區别。商代甲骨文中的顔色詞很豐富,顔色的使用確實存在一種特定的模式。仔細分析這些證據,就會發現在商代祭祀中顔色是象徵性的,是互相關聯的,可能有某種特殊意義。然而,殷人没有留下任何能夠解釋他們爲何偏愛某種顔色的提示。人類學家在研究仍在使用的象徵體系時,可以藉助現在仍流行的資料,我們考古學家卻没有這種條件。 晚商時期,多種顔色被區分出來。甲骨文中顔色的使用也表現出一些固定模式。針對不同的祭祀對象和祭祀目的,要選用不同顔色的祭牲。白色、赤紅色和雜色動物,經常用於祭祀祖先,黑色的羊經常用於求雨,黃色動物專門用於祭祀四方或土地神,也可以説商代已經有了一個成形的顔色體系。但是顔色象徵還很含蓄多變,有時更是模糊不清。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爲“潛在的”顔色象徵體系。這種象徵起源於人的感官體驗,並與其他象徵符號結合起來,構成一個系統,在社會化的語境中體現出來。按照美國社會人類學家威廉?沃納的説法,它們是一種“非理性的、或不合邏輯的象徵符號”。其特性是: 來自基本的個人的和文化的假定,這些假定常常是潛意識的,但卻是大部分社會行動的根源。它們提供了每一個個體和團體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堅實核心。這並不意味着它們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適應的,或者人們常常無法以合理的方式去思考它們,而是指它們並不産生於人的理性過程。當它們起作用時,這些因素如材料、證據、檢驗以及運轉着的理性思維的事實和過程,往往都傾向於變得次要或者不重要了。 要描述商代顔色體系所在的具體語境和象徵意義,是非常困難的。因爲所謂的象徵性,在商代還很模糊,有時還有隨意性。正如人類學家霍派克説的,原始象徵思想不與現實相適應,也獨立於語言之外。象徵符號以語言符號無法進行的方式彰顯着自身的存在。因此,它無法通過理性的語言表現出來,但卻常常通過具體的形象表現出來。 在稍後的文獻傳統中,顔色象徵就變得更加清晰、明確,同時也更加語詞化。例如,在周代祭祀中,顔色象徵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固定: 顔色明確地與天神、地神和方神産生對應關係。周代文獻中有很多表示顔色類别的詞彙。顔色的内涵在“五行説”中變得更加明確,每件事物都互相關聯,象徵關係變成了編碼和解碼的過程。因此,商代的顔色象徵與後世“五行説”理論,屬於不同層面的象徵: 一個是確定的、理論層面的象徵;另一個是模糊的、實踐層面的象徵。 以前的學者都只使用文獻證據(尤其是哲學文獻)來判斷“五行説”産生的時代。他們忽視了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漫長複雜的過程,有着深刻的社會和傳統根源。這就爲研究中國思想、評價傳世文獻帶來了一些局限。我的研究表明,重新思考中國思想的發展歷程,就不能再無視商代甲骨文中出現的有關顔色的證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