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是从原始时代的制陶开始的,到了奴隶社会,出现了陶俑,随后在封建社会,陶俑艺术在当时的雕塑制作中占有权威地位。
中国雕塑灿若繁星,但能保留下来的,幸而又幸,尤其是泥塑彩绘。真正的彩塑的出现,也是与佛教艺术大量塑像有关。而属于佛教的泥彩塑像,则是从新疆、甘肃的石窟开端的。
中国西部的新疆、甘肃等地,在历史上是由中原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沿途留有很多的佛教石窟群,只是那些石窟,由于在地质上同处于砂砾岩地带,石质松软,难于雕刻石像,因此造像多用泥塑,并在窟壁满绘壁画,也因此这一带的石窟显得特别绚丽多彩。但非常可惜的是,新疆境内的石窟原有泥彩塑像,由于人为的破坏,已悉数无存。也因此,敦煌石窟泥彩塑像与麦积山等地的泥彩,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甘肃敦煌地处西陲,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敦煌所受影响不大,而且该地又属东西交通要道,是印度佛教传人中国的必经之地。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区东南约25公里,洞窟凿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那里是一处沙漠中的绿洲,在杳无人迹的沙地,突然出现有着绿树流水的逶迤山冈,本身就像一个幻境。
据记载,莫高窟开凿于十六国时的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至唐武则天时,已有窟室千余龛,现存的还有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尊等,其中基本完好和保存原貌者近半数。由于山体多是砾石沙崖,难于雕凿,佛、菩萨、侍者等均为泥质彩塑,塑像的布置有单身像和群体像两大类,其安排均以主尊佛像居**,两旁侍立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少则三躯,多则十余躯。雕塑在石窟中的位置,对整个石窟艺术起着主导作用,而且石窟内的壁画也是围绕这些塑像而展开的。
整体上看,莫高窟的塑像,早期的多表现为浓厚的犍陀罗样式(即参照希腊的人物肖像来绘制佛像,如佛像脸部呈椭圆形,眼睛深凹,高鼻梁,头发作波浪形,有发髻)。有些佛和菩萨,薄衣贴身,肢体硬直,原始的拙朴气息毕现,但面容仍接近于中国人的形象,说明当时的雕工们在塑像上,尽管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毕竟要融人中国的现实生活。莫高窟北朝晚期的窟室中,有些造像的风格非常接近于隋唐,其服饰装扮,已完全摆脱了犍陀罗式。在中国佛教雕塑中,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造型,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崇尚玄学的影响,与同一时代绘画中表现的“秀骨清像”是一致的。不过,莫高窟的十六国和北朝造像,与后来特别是佛教文化艺术兴盛的唐代相比,不仅在数量上相差太远,即使在彩塑的色彩、质量上,也是不及唐代的。
彩塑是莫高窟艺术的主体内容,根据其制作方法及表现形式,可大致分为三类,即圆塑、浮塑和影塑。圆塑,就是用具有可塑性的泥土材料制作的适合从不同角度观看的立体造像,而且圆塑又可分为小型塑像、中型塑像、大像,与前两种不同,圆塑大像不用木质骨架,而是在开窟时,预留塑像石胎,在石胎上凿孔插桩,表层敷泥塑成。前两种方法制作的彩塑又称木骨泥塑,第三种通常称为石胎泥塑。此外,所用的泥分为粗泥和细泥两种。敦煌圆塑多塑造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菩萨、供养菩萨等主体性造像。
浮塑,是指用泥土塑出浮凸壁面上的泥塑。莫高窟的浮塑以装饰性为主,用来表现洞窟中附属于龛、窟顶和佛坛等的装饰部分,形式大都是仿照木构的建筑部件,上施以色彩或彩绘纹样,到五代、宋时还进行贴金、描金,使泥塑的窟、龛、佛坛等平添建筑的真实感,给彩塑和壁画增添了装饰效果。至于影塑,其原料为泥、细沙、麦秸,用泥制模具(泥范)翻制,表面经过处理后,再进行敷彩。通常将背面粘贴于墙壁上,正面凸起呈高浮雕状,主要为装饰性的,用来衬托主像圆塑。成群影塑的上色,符合均衡、对比、变化的要求,与周围的背景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莫高窟的此类实物,如北朝和隋代洞窟内的**塔柱或四壁上粘贴的佛、菩萨、供养菩萨、千佛、飞天、化生、莲花,以及唐代洞窟粘贴的小型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小型佛像等。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现存洞窟分布于东崖和西崖的峭壁间,共计窟龛194个,历代造像7000余尊,由于麦积山山崖胶接性能较差,不宜进行雕刻,所以窟内造像绝大部分为泥塑彩妆。用泥塑做造像的成品制作,在世界雕塑上,唯有中国盛行,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尤为难得的是,这种未经过窑烧的泥彩塑像,竟能保存一千多年而不朽!在麦积山现有的190多个窟龛中,保存的造像,是中国石窟中数量比较多的,虽然壁画比敦煌少,但塑像也因此显得更加突出,甚至被誉为“东方*大的泥彩塑艺术陈列馆”。
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是经由十六国、北魏、西魏以至北周近两个世纪未曾中断的。在造像风格上,麦积山的早期作品和敦煌莫高窟同一时期的造像类似,都难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佛教经典上造型的规范化,多表现为犍陀罗式,不同的是前者显得手法熟练、富有变化,而且在塑像傅彩方面,也比敦煌同期作品淡素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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