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愚得(节选) 从具体作品出发研究古典诗歌的方法,同时也就是古代文学理论当然包括诗歌理论研究的方法。我一直认为,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代的文学理论,一是古代文学的理论。今天许多人所着重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而古人所着重从事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当然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论家从过去的和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论,以丰富理论宝库并指导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的传统方法,似乎被忽略了,于是,尽管蕴藏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理论原则和艺术方法无比丰富,可是我们却没想到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的材料之外再开采新矿,这就使我们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不免局限于对它们的再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既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新的发现,也就不能使今天的文学创作从古代文学理论和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因此,我们认为,文学理论必须要与作品相结合,在进行古代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同时,要注重研究具体作品并从中抽象出理论来。 在这方面我曾经作过一些尝试。我写过一篇题为《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诸表现形态之一,一与多的对立、对比和对举,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而被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也作为美学范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然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达成一种更巧妙的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等等。这一些带有规律性和方法论意味的结论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它们直接得自我们对古典诗歌作品描写与结构中广泛存在着大量以多衬托、突出一从而取得较好艺术效果的例子。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陈师道《妾薄命》有云:“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通过人物数量对比,鲜明地揭示了人物命运的差异。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写春景:“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王安石失题断句也写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是通过幽与明、红与绿的光线和色彩对比,来展示动人的春色。再如崔护《题都城南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去年**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则是从不同的年月来描述同一地点,通过时空的一多对比,写出物是人非,今与昔异的世事变迁。其次,我们还可从古典诗歌的结构上,看表现一多关系的用例。如,李白《越中览古》绝句:“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前三句一气连贯,末句一扫而空,结构十分独特。苏轼《於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前八句一韵,末两句韵一转,充分利用了音律节奏上的一多对比和变化,成功地表达了诗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创作特色,以及他写此诗时神采飞扬的精神状态。总之,我们正是通过对大量的具体作品的考察,才总结出了上面所说的利用一多关系来进行文学创作的若干规律。 我们强调对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应从具体作品出发,应结合具体作品进行,这也是根据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实际才提出的。将理论寓于对具体作品的品评中而且形式上短小精悍,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色和优点之一。这个传统至今仍然是宝贵的、不应当忽视的。如果我们离开了作品这个出发点,也就失去了理论研究的土壤,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研究理论批评,更无从体会理论与理论间的内部联系,无从察觉批评与批评之间相承或相对的情形了。因此,我在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时,比较注意结合具体的作品,对古代诗论家的一些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依稀恍惚的论断,尽可能地运用现代文学理论,加以疏通印证,以期得出平正通达的解释,丰富我们的文学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