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出现在唐代，是集教育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场所，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旧式书院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引入西学，开辟中西兼容的教育模式。这种功能的变化在天津尤为突出。
天津早的书院，是乾隆十六年（1751）始建的问津书院，其后又有三取、辅仁等数座书院。张佩纶、李慈铭、叶昌炽等名士，均曾任问津书院山长，促成晚清天津科举功名的繁盛，也推动了天津文化的发展。咸丰十年（1860）天津开埠后，发展为北方大的通商口岸和洋务活动汇集之地，西学影响开北方风气之先，出现以书院命名的西学教育机构——中西书院，成为西学传播和学习的场所。随着废除科举和推行新政，天津的书院基本都改为各级学堂。这是城市文化演进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和知识取向变革的体现。这也说明，书院职能随着社会尤其是文化演进不断发生着顺应时代的变化，与时代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融合同步而行。而且，历代书院都与当地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是学人展示深邃学问的讲坛，也是很多士人钻研深造的学府，进而对各地知识分子群体个性的张扬、学风的砥砺、文化的演变，都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21世纪初问津书院在天津重现。

《问津文库·追源衍流：问津书院的前世今生》：
19世纪70-80年代天津书院系统的扩充，与开埠后天津城市人口特别是官绅数量的增长有关，但直接的因素则是李鸿章等人的倡导和推动。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主政直隶后，以提倡文教、培养人才为要务，在兴办洋务学堂��同时，也致力于书院建设，使天津书院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李鸿章等人还聘请名师主讲天津书院。在长芦盐运使司提供经费支持的问津书院和三取书院，李鸿章首先聘请李嘉端出任山长。李嘉端为直隶大兴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咸丰三年（1853）以刑部左侍郎任安徽巡抚，但数月即遭罢免，此后开始书院生涯，“乙卯主讲陕西关中书院，同治四年（1865）移讲直隶莲池书院，庚午移讲天津问津、三取两书院，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卒于天津。”从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六年（1880）去世，李嘉端主持问津书院长达十年，课士极为认真，“临终前夕，犹对客谈文，客去后书日记数行，遂无疾而逝”②。此后两年，问津书院山长由张佩纶担任。张为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学识渊博，有经济之才，颇受李鸿章器重。光绪九年（1883），黄国瑾主问津讲席，黄为光绪二年（1876）进士，系张佩纶好友，其父黄彭年曾入李鸿章幕，并两度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以提倡经史之学而著称。到光绪十年（1884），**学者李慈铭开始主课北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两书院，在李慈铭日记中，为天津书院命课题的*晚一条记录见于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初六日。当年十月初九日后，李氏日记中断（仅见光绪二十年元旦日记），在此期间未见李慈铭辞去书院讲席的记载。据此推测，李慈铭主课北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书院的活动，应该延续到其光绪二十年（1894）去世之际。李慈铭以其学识和声望，堪称晚清天津书院史上***的人物。此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时为国史馆提调的叶昌炽受聘学海堂讲席。当年八月初三日叶氏日记云：“得幼申函，转到季士周方伯一电，为定学海堂讲席，常熟师之力也。”文中的“幼申”，又作又申，即翁炯孙，为翁同稣侄孙，举人出身，时在京任职。季士周即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季邦桢，时为直隶按察使。当月廿二日叶昌炽日记又云：“得士周方伯书，景月汀盐使关聘一函，延主天津学海堂讲席，岁修四百金，每节节敬八两。”②叶氏日记中为学海堂命题的*晚记录，见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900年7月10日），所录为该月学海堂课题。此后不久，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包括学海堂在内的天津各书院因战争而废弃，故叶昌炽可被认为学海堂*后一位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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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繁荣天津文化事业的璀璨亮点

谭史
晚清天津城市书院述论
清末天津老城里的书院
学海堂前薪火传
——问津书院历史文化及社会影响
问津书院述略
问津书院起梅花诗社
直隶官书局：初设问津，转售他版
津门创设官书局
杨家大门与问津行馆
长芦盐商查为义
姚范与问津书院
学海乘槎可问津
——张佩纶、严修与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二题
“问津书院”琐忆

论今
问津书院：一座城市的书香与传习
“问津精神”的时代意义
——问津书院六大文化作为述评
问津书院运行模式与创新路径试析
人世且传文道心
——“问津现象”初探
从问津书院看“公能精神”
垂髫之年而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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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