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银库的“银”、“钱”支出数字,如同当时的收入数字一样,银数并非全是实银,而是实银以及各种以银两为单位的官银票通通混算在一起;钱数亦非过去的制钱,而是包括了各种铜铁大钱、京票钱、宝钞钱等一切以“钱文”为计量单位的货币都在其内。这些“银”、“钱”,在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下,其实际价值并不能与其表面数字相等同,而只不过是用于记账的货币符号而已。尽管如此,从表23看出,虽然这里将银、钱合计数作为支出总额,但与以前历朝相比,支出的规模还是大大缩小了,即便是与支出规模已经很小的道光朝相比也不如①。这样的支出规模,也就是仅够维持京师各项必不可少的常例开支,而且是大为缩水的常例开支。这就表明,在咸丰时期,户部所管的财政已经变成为只求保证京师用款的财政,过去那种每到军兴时期,户部作为全国财政**,尽管银库收入减少,但支出反而较常年加大,以应对京外用款需要的财政,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咸丰时期银库支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不同点是银、钱比例。咸丰以前各朝,银库支出均为以银为主,钱文主要用于军饷搭放,每年不过数十万串到百余万串,占总支出的比例仅为10%左右。而在咸丰时期,除*初三年外,银库支出中钱的比例大大上升了,四年到九年间均占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六年到九年甚至高达70%左右,直到大钱停铸、宝钞停发,通货膨胀政策破产,才于咸丰十一年降了下来。与之相对应,银的支出在咸丰四年以后处于次要地位,比例*低时仅占总支出的三成。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的成就。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术界“悟诸未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