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旅甘泉：杨大辛自述》是一部回忆录，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自传，二是口述历史，三是回忆文章，共有长短文章百余篇，照片、书影与木刻七十余幅。全书真实记述了作者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虽然时代风云变幻，个人职业几度更换，却始终笔耕不息，多年来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个人对国事、民生、社情、文风的认识、思考的文章。

《苦旅甘泉：杨大辛自述》：
家境贫困
一、我的父亲
1925年2月18日（乙丑年正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天津特一区（今河西区）三义庄宝德里。按家族谱系取名“永福”，20岁时有感于身世凄楚，别署“大辛”。父亲杨玉和，武清县（现天津市武清区）人，来天津做工；母亲鲍氏，是流落天津的广东籍贫民，我从不晓得她的名字。杨家祖籍河北省武清县陈嘴乡杨庄子。相传始祖在清朝初年落户于此，经过世代子孙繁衍，成为这个小村落的大户人家，析居为东、西、南、北四门。我家这一分支，因先人治家无方，逐渐败落贫困，1949年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
父亲在兄弟3人中排行老三，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十六日（1887年3月lO日）。幼年念过私塾，粗通文字。成年后弃农做工，在离本村数十里外的一家染坊劳动，活计繁重且待遇苛刻，不堪其苦。民国初年，父亲背井离乡来到天津谋生，打过短工，当过小贩，跑过火车（即随列车贩卖食品、香烟之类的小商品，旧时俗称“跑火车”），后来在位于日租界的新旅社充当杂役，终于在城市里站住了脚。
天津有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团体——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进入天津，1914年在新开辟的东马路建造大楼。规模宏伟的新会所建成后，面向社会招收勤杂人员，不知父亲通过什么关系进入青年会工作。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特别喜好钻研各种技术，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修理电器、水暖与铁木杂活等技能，绰号“杨**”，成为青年会不可或缺的维修工。父亲为人耿直淳朴，工作吃苦耐劳，人际关系和善，在青年会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十多年。父亲耿直勤劳的性格，对我为人处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我的母亲
父亲在家乡时曾由父母包办结婚，一年后妻子怀孕，不幸因难产而去世，胎儿也未能成活。此后父亲鳏居十多年，直至在青年会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人以后，才考虑重新组织家庭。经人说合，娶了一位广东籍的女青年鲍某为妻。
鲍某年幼时随父母自遥远的广东北上天津谋生，待父亲找到合适的工作以后，一家三口在天津落户。十几年后父亲不幸病故，抛下母女二人，生活陷入困境，且女儿业已成年待嫁，期盼有个归宿。经人介绍，得知我父亲单身一人，上无父母，下无弟妹，女儿过门后即可当家主事，遂认可这门亲事，**的要求是赡养岳母，共同生活。于是父亲与鲍某结婚，组成家庭。
这桩婚姻存在诸多不协调因素。当时父亲已经三十多岁，而母亲才二十岁左右，老夫少妻，感情存在隔阂，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家庭缺少温暖；更麻烦的是南、北方人的性格与生活习俗不同，一时难以磨合。从我两三岁记事起，就经常见到父母为生活琐事大吵大闹，母亲脾气暴躁，一吵架就摔砸东西（瓷器、玻璃器皿之类），吵得四邻不安，多有烦言。母亲心情郁闷，我就成为她发泄情绪的对象，经常挨打，更招致邻居非议，邻里关系很不和谐。后来母亲又牛了一个女孩，乖巧伶俐，招人喜爱，母亲的感情似乎有所寄托，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缓和。
母亲只身流落北方，夫妻感情不睦，邻里关系疏冷，又缺乏至亲好友的情感交流，因此心情抑郁，性情烦躁，从而积怨成疾，腹腔经常疼痛。为给母亲治病，父亲到处求医问药，有的医生说是“肝胃不和”，有的医生说是“气裹血”，吃了多剂汤药也不见效，现在分析可能是癌症。在我8岁那年，母亲的病情加重，痛苦异常。祸不单行，5岁的小妹又突然高烧不退，抽搐呕吐，据说患的是猩红热，没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母亲也撒手人寰，大概也就活了三十多岁。一周内四口之家丧其半，父亲在感情上难以承受如此残酷的家庭变故，捶胸顿足，哀号不已。为给母亲治病与治丧，父亲负债累累。
三、父子相依为命
母亲与小妹的去世，使父亲的情绪受到很大刺激，尤其是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创伤，似乎看透了人生。经过几天的思虑，他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结束家庭生活。父亲语**长地对我说：“孩子，咱不要这个家了，我不能给你再找个后妈，不能让你受委屈，就咱爷俩儿过吧！我尽力供你读书，念完小学，咱上中学。你要为爸爸争气！”父亲的这一番话，字字镌刻在我的心中，铭记至今。
父亲很快就把家具变卖一空，退了租房，携带被褥衣物，带我到工作单位居住。青年会的负责人同情父亲的不幸遭遇，默许了父亲“带孩子上班”的这种举措。初期我居无定所，先后随父亲住过传达室、锅炉房、礼堂后台、堆杂物的库房。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天津沦陷，青年会被迫收缩社会活动，有的干事投入抗战离开青年会，父亲才得以争取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作为宿舍。虽然温饱无忧，但生活上不敢有任何奢求，甚至从来不过春节。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清苦而孤零的生活，父亲**的精神慰藉倾注于对我的抚育与期望。
我自小没有感受到多少母爱与家庭的温馨，却体验到人生的苦难与社会的不公平。我是在忧患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成年后成为一个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文化人。
……

家境贫困
求学经过
步入文学**
从事编辑工作
东渡日本
接受民主思潮“洗礼”
坚守革命岗位
难忘的1949
告别书店生涯
弃文从政
十年“文革”
回归笔耕
离休以后
战胜病魔
夕阳无限好
附录我与木刻
木刻作品选
编后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