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次见到郁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浙江嘉兴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研讨会召开前一周,巴金溘然长逝,但研讨会仍如期举行。郁风先生和苗子先生不辞高龄,相携而至,与海内外学界同仁一起缅怀巴老的道德文章。我是**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言,条理之清晰,感情之深沉,绝非应景的陈词滥调**。尤其是她强调巴老虽未留下遗嘱,但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巴老*大的遗嘱,这点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 我与这两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已睽隔多年,因此接连两天早餐时我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像两个老顽童,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文坛艺苑的秘闻轶事信手拈来。郁风先生有点责怪我:我们很久不见了,你怎么不来北京?苗子先生特意写下电话号码,嘱我到北京一定去他们家聊天。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只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烟。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先生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先生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先生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的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先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先生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八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画书编号“37”。我边听边在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的了。 两个多月前在香港董桥先生的宴席上巧遇苗子先生,我还以为郁风先生的病情有所稳定而高兴,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谢世了,我以后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了。苗子先生说的完全对,郁风先生“*不喜欢别人为她哀伤”,那么,我就忍住悲痛写下这些与郁风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以为怀念,我将会一直“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 (节选自《说郁达夫》“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郁风老师琐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