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24日,一个严寒的下午,北满哈尔滨火车总站上,到达一位年轻的中国医师。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1英尺等于12英寸,1英寸等于254厘米],就是从中国南方人的标准来看,也不算高大。随他而来的是他的助手,一位瘦削的广东人。医师右手提着一架英国造的贝克(Beck)牌袖珍型显微镜以及从事细菌学工作所必需的物品;他的助手则提着一个藤箱,里面装满了各种染色剂、载玻片、盖玻片、盛着酒精的小瓶子、试管、白金接种环、针头、解剖钳、剪子等为开展实验室检查工作所必需的工具。另一个较小的藤篮里装有三打盛有琼脂培养基的试管,这些试管都用棉花塞住管口,直立在篮子里。这些培养基是常见细菌,特别是黑死病细菌生长所必不可少的。
这位医师���是伍连德,他的助手是林家瑞。此前,这位医师已在天津的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3年, 而他的助手是从该校40多位高年级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接到外务部(当年外交部的称谓)的命令后两天,他们于12月21日离开北京,经3日方抵达。他们**天在长城东端的山海关过夜,接着在东三省或称满洲的**奉天投宿第二夜。“满洲”之名,比东三省更为外国人熟知。
海关监督,即由俄国人控制的铁路附属地内中国的*高行政长官,派遣了一位下属来接待这两位来客。忙乱与兴奋之余,这位官员尽其所能照看他们车中的行李——除了两个箱子,还有应对此处寒冬必不可少的两条厚厚的被褥。车站里的搬运夫都是俄国人,他们身着厚重的羊皮外套和棉裤,足蹬坚硬笔挺长及膝盖的毡靴。要搬运这四件沉重的行李,需要两个人抬。尽管这些行李异常沉重,但对这些高大健硕的搬运夫来说却轻而易举。他们用简单的铁钩子熟练地将行李挂到系于双肩的皮带上即可搬运。室外的空气极其寒冷,寒暑表显示为零下25~35摄氏度,然而干燥、清新。该车站有两个候车厅,一个供头等和二等车厢乘客候车,另一个供三等车厢乘客候车。从户外进入候车室,就像从冰窖进入了火炉。俄国人认为,要想保持室内温暖,就应采用8英尺高的大火炉,里面还要塞满10 到15块长达1俄尺[阿尔申俄尺,约等于071米]或2英尺的大木柈。
车站正门外停着一辆由两匹蒙古小马拉着的俄式敞篷四轮马车,车轮是硬胶皮的,它正在等候这一行来客。他们乘车经过一座跨越铁道的高桥,来到市镇里叫做埠头的商业区。早已为这两位来客预留了房间的旅馆,紧挨着铁道,店主是一位俄籍犹太妇女。她的店伙计是一位来自山东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忙里忙外,在旅馆里无所不干。伺候客人洗过热水澡后,便享以美味的俄式晚餐,餐桌上有罗宋汤(卷心菜、胡萝卜加上西红柿和肥牛肉块一齐烹煮,并用数量随意的酸牛奶调味)、俄式牛肉条(腰条肉、新鲜奶油及洋葱煎制)、大块的俄式面包“列巴”和新鲜奶油。用过难忘的晚餐,躺在厚实松软的床垫上,在暖融融的房间里,伍博士和他的助手很快便进入梦乡。待到他们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8点多钟。
在当地,不管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因为俄国人依然只认从老式的儒略历,它比世界公用的格里历要晚整整13天;而中国人当然只恪守孔夫子的历法[指中国的农历],只有等到1月31日,他们才去庆祝新年。于是这两位来访者只得去用简单的早点。除了黑面包,就是俄式咖啡(随意用新鲜热牛奶稀释的味道醇厚的咖啡精)。走出旅馆,他们在街上看不到任何为烘托节日喜庆气氛而装饰的房舍,商店全都照常开门营业。只见大小玻璃窗上,都被厚厚的一层冰覆盖。他们扬手招来一辆马车,乘车来到了道台衙门。这座中国海关监督的办公院落,也在哈尔滨的埠头,距来客住处不过半英里[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之遥。马车进入东辕门,西边则是单向出口。入门后是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马夫正在训练十几匹矮种马。就像绝大多数中国官衙建筑一样,道台衙门的平面设计千篇一律:正面大门面朝正南,有门吏看守;各种办事机构以及官吏属员们的生活用房分列两旁;一道正门通向处理政事或是接待显要客人的正堂,后院则是官员及其家属的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