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 我叫安德斯，丹麦锡尔克堡博物馆的馆长，每天和木乃伊、陶罐这些千百年前的东西打交道。我失去了妻子，尽管这一生中我们从来不曾互相了解。 英国—— 我叫蒂娜，一个普通的农妇，日复一日做一些养鸡、打扫之类的琐碎活计。我和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不，应该说是我们一起只生活了**，之后的四十年全是这**的重复——没有意外、没有修改。 一场来自五十年前的邀请，让原本人生绝无可能交集的两个人相遇，通过54封信件建立起的连接，宁静又悠长，在作者舒缓、深沉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彼此理解的可能。

锡尔克堡 5月2日 亲爱的蒂娜： 收到你来信的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家门，看向四周。我没有鸡可喂，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到了上班时间我才会走出家门，而后我只想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还有我到单位之后必须做的不知道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在早饭前走出家门，只是为了看看外面的样子。 我的房子和马路之间有一道树篱，现在是绿色的，不过冬天的时候则是红棕色的。我注意到树篱需要修剪了，这是一家之主的想法，而我则不想被看作一家之主，所以我走到了人行道上。尽管来到外面，我还是发现，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的大部分邻居都有树篱。尽管我住在锡尔克堡湖边的小山丘上，可还是看不到邻居们的家。我发现自己注意到马路表面裂开了，需要修理，于是我便抬头向上看。天空瑰丽壮阔。我向来热爱天空，但我注意它的次数却不太多。 我也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邻居家的旗帜拍打着旗杆，远处则是车辆轻微的嗡鸣声��但我身旁没有任何动静。一只鸟儿在歌唱，通过鸟鸣声我判断不出是什么鸟。我觉得就算我看见了它，也不太可能知道它的种类。我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今天的丹麦，孩子们在一岁左右就会去幼儿园，由**支付费用。除非我不小心在休息时间经过一所学校或者幼儿园，如果是晴天，孩子们就会在户外玩耍，除此之外我永远不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过敞开的大门，我能听到我下楼前播放的音乐——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我**能够闻到的东西就是我自己的咖啡，尽管我发现咖啡总是在我鼻子底下把味道藏起来，我得有段时间不刻意去闻它才能闻得到。一旦闻到了，我就无法忽视这味道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从任何一栋房子里出来。这里的居住环境很不错，我认识我的邻居，也喜欢他们，但是当我站在那里，想着你站在你的农家小院里正想象着铁器时代的居民，我想到我们的生活变得多么私密，多么自给自足。当然了，我们都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一员，而与托兰人同时代的人们也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中的成员，但这两种社会的构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可能会是齿轮、方向盘、支架、杠杆或滑轮，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和所处的位置让整个社会正常运转。而如今呢，我们则像是球状轴承，自成一体，只有在组成符合目标的形态时才会加入其他人。 当我回到屋子里时，电话响了起来，是我女儿从哥本哈根打来的。我好像还没有和你说过我的孩子们。我没有办法在和你说我的妻子之前就先说我的孩子们。 我的妻子并不是死于乳腺癌，在读你的上一封信时，读到你描述那些女人因为承受了这种疾病而结为伙伴时，我并没有打住，我一直读到了*后。你有着在微小瞬间中找到乐趣的天赋，这天赋我曾经也有，但已经丢失了，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妻子的故事很悲伤。我要是此刻同你分享了这个故事，我们今后的通信或许就能够以更欢快的调子进行。 我妻子名叫波吉特。她出生在城市里，在哥本哈根，然而在她五六岁时，她的妈妈没有能力再继续照顾她。波吉特记得那段黯淡的时光，饥饿、口渴、寒冷、消沉。她的爸爸出差回来时，发现她的妈妈去了一个公园，就睡在一张长凳上，这是她后来才知道的。波吉特被锁在公寓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她在桌子下面做了个巢，衣服全都耷拉在地上。屋子里根本没有吃的。妈妈走的时候收音机开着，调到了一个古典音乐频道。后来她只要一听古典音乐就会哭，尤其是大型交响乐。 波吉特的妈妈被送去了某户人家，刚送去就去世了，至少人们是这么让波吉特相信的。她没有再回过一次家，回到这个有桌子的公寓里，也没有再看自己的孩子一眼。波吉特被送去和她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我们**东北角的某个海岛上。想想这种反差，光是窗外的风景就天差地别。在她此前的生命中，看到的都是其他建筑物和树顶，在建筑物和行道树之间是破裂的天光。而如今，她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和一望无际的平坦陆地，除了树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庞大的东西打扰地表的平静。还有就是她的祖父母了。她的妈妈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她睡觉、吃饭、出门、回来，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在她醒着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吃饭，就会为波吉特来创造。我明白“创造”在英语里是个及物动词，后面需要跟一个名词（我在学校里有个非常好的英语老师），但是我却很难想到后面到底应该跟哪个名词。游戏？艺术？食物？故事？这些全都有吧，但更多的却是创造出了不应该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六岁小女孩在哥本哈根的公寓里过的日子。 祖父母——波吉特管他们叫厄恩斯特和卡拉，他们的生活非常死板，就和他们盖房子用的石头一样坚硬而稳定。每天早上他们都在同一时间起床，走同样多的步子洗漱、穿衣，坐在同样的位子上吃早饭，一整天都是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小孩子也应该养成规矩，这让他们有**感。可波吉特的规矩就是毫无规矩，她每时每刻都在等着什么别的事情发生。 “什么时候才会不一样呢？”她问祖母。 “和什么不一样？”卡拉反问。 “就是不一样。” “是哪种不一样？”她的祖母是个善良而有耐心的女人。 “就是不一样。” 他们不可能明白波吉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期待什么。那就是**。意料之外。 在包围她的新环境当中，**不可预测的就是海洋，她开始为海洋而着迷。祖父母家的屋舍和海岸之间是崎岖不平的草地，她还那么小，却能跋涉过这段距离去往海边。她的妈妈对明亮的东西充满热情，所以孩子的所有衣服都是色彩鲜艳的，在满目灰色、绿色和棕色的大地上很是醒目，所以卡拉同意她走得远一点。这倒是挺出乎意料的，我们如今对孩子的**问题多焦虑啊。波吉特说，大海之所以令她感到安慰，除了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外，还因为它制造的噪声。在哥本哈根，处处都是噪声。而在这里，除了刮风时的声音（经常刮风）和海浪冲击海岸的声音之外，什么噪声都没有。 在丹麦，孩子们七点去上学，所以波吉特对学校的*初经验是在岛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秩序，也是另一种打击。此前她并没有见过多少小朋友，她震惊于他们同她的相似，却又那么不一样。我猜所有的孩子都能感觉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但是大多数孩子同样也会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认为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共同体。他们会找到各自适合的地方。但是波吉特却无法适应。 学校离家有一英里，卡拉每天送她去学校，下午再来接她回家。**下午，波吉特竟然不在等待被接走的孩子们当中。老师说她那天根本就没去过学校。但是卡拉明明把她放在了学校门口，可波吉特却没有走进校门。那**是丹麦天气——当我描述这种天气时，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你把它当作东英吉利亚的天气。那**很凉，刮着风，天空低垂，看起来几乎贴近大地，天空一望无际，天色很蓝，堆满杂乱无章的云朵。整个村子的人全部出动，开始寻找波吉特。人们穿过草原直到沙丘，揉掉眼睛和头发里的沙子，一遍遍呼喊着。现如今，如果不是盛夏时节，海岸上有一半的房子都是空的，但那会儿，房子里是有人居住的，那些人也全部出动了，开始在海岸上搜寻，男男女女掌着小船的舵，心惊胆战地在海浪和破碎的波涛间搜寻，同时也在水湾和干燥平静的沙滩上寻找。夜幕降临，孩子仍然没有找到。 在丹麦的那部分地区有很多小岛屿，都不过是探出海面的礁石大小。其中一个小岛从上到下都是裂开的，像是只能放进去一片面包的架子。在底部，裂口变宽，形成了一个洞穴，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小峡湾，那里被沙质地面遮蔽起来。波吉特失踪三天后，搜寻者在这里发现了她。她独自待着，那里有食物和毛毯，她看上去一点事儿都没有。 她讲的故事呢，是有个男性人鱼邀请她与之同行，于是她就去了。“你们是游到岛上的吗？”大人们问。“不，”她说，“他划着一条船，我则为他指明了礁石的方向。”每一个拥有船只或者能借到船只，并且能驾驶船只的男性——那几乎涵盖波吉特居住的岛上的全部男性——都被一一造访。这孩子没办法描述那个男人的样子，只是不断重复他是个人鱼，是海洋生物，但这根本就没办法将任何男人同礁石上的食物还有毯子联系在一起。搜寻一直扩大到毗邻的大陆，无论是在岛上还是在陆地上，许许多多无辜的男人都被做了无罪询问，或许在往后的人生中都没有真的被相信是无罪的，但也没有任何人遭到逮捕。 作为一个成年人，波吉特会承认男人鱼是不存在的，用小船带她走的只能是个两条腿的凡人。尽管如此，在她的心灵深处，却从未相信过这个结论。虽然她自己从没有如此说过，但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我很爱她，所以我有立场这样说。她从不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她是生来就该独处的人，就该躲藏在狭小的空间里，创造出这些空间的人和我的身高完全不一样，是另一种人类。对她而言，她的妈妈和男人鱼是真实的，孩子和我却不是。她和我们一起玩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我们只不过是玩具，是帮助她表现得像我们的道具。每当游戏让她感到沉重时，她就会离开我们，几天、一个星期，有一次甚至超过了两个月。我从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但我知道她在寻找什么，她在找通往男人鱼居住的真实世界的大门。随着年纪渐长，她的这种渴望也越发强烈。 几年前，我们在哥特堡和腓特烈港之间的轮渡上，刚刚结束一个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小假期。那**有风暴——狂风、暴雨、咆哮的海面。尽管如此（因为如此？），我的妻子却告诉我她想去甲板上。她觉得反胃，她说，因为船舱里的嘈杂和气味。我说我陪她一起去，她却说“不用，你留下看包”。她在走的时候把手镯递给了我。这只手镯她从未离身，但是由于她的闷闷不乐，人变得很瘦，手镯变得很松。她说：“帮我保管一下。它可能会从我的手腕上滑下去，我不希望弄丢它。”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她离开了我的身边，就好像她全部的人生都只是梦一场，现在她想醒过来，面向崭新的**。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过去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个故事，没有像我告诉你这样从头到尾完整地讲述过。我发现，要讲述对我影响至深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但讲出来以后感觉挺好的。那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故事。 你的朋友 安德斯·拉森 贝里圣埃德蒙兹 5月12日 亲爱的安德斯： 在针对你的这封信说些什么之前，我想回到你在三月写给我的那封信，因为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接近主题可能会更容易开口。 三月的时候你说过，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我的生活根植于土地当中，充满变化，而你的生活则充斥着被时间固定的物品——那时你问：哪一种才是*好的？要是你知道自己还有选择，会选哪一种呢？我知道你这算不上问问题，比你在**封信当中回答我问出的问题更不像问题（怎样去锡尔克堡，和铁器时代先民有关联的基因证据），但我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因为那恰好是我想问你的问题，或者说是想问格鲁伯教授的问题，在我们开始通信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真是令人震惊，不是吗？你毫无怨言地让我把你领向了怎么杀猪这种事上，还有我*好朋友的死亡，你肯定早就已经明白了我给你写信的真正原因，是不是？ 你问我是否会在恐惧中醒来。我不是很容易感到恐惧，但是在贝拉去世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停止思考我的人生都有些什么，不分昼夜。有些时候，在我的头脑被“可能如何”的想法占据时，我就会感到恐惧。她死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如果你们丹麦没有这种地方，我想你应该也听说过这种地方。临终关怀医院让离开对死去和活着的人都变得可以忍受。你会明白的，我现在才明白临终关怀医院是怎样的礼物，是怎样的福利。她的女儿艾莉西亚就在她身边，我也在。艾莉西亚是个情感强烈的姑娘，如果生气（她经常生气），她就会狂喊；如果高兴，她就会哈哈大笑、唱歌跳舞；如果悲痛，她就会动作激烈粗暴。因为贝拉，我很爱她，但是她实在太闹了。贝拉去世的那**，临终关怀人员安排好了一切，她本来表现得很克制，可是我们一到停车场，她就激动起来。她绕着停车场跑了一圈又一圈，捶打墙壁，一直哭哭啼啼哀号个不停，哪怕在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塞恩斯伯里超市都肯定能听见。而且整个临终关怀医院的人从窗口就能将我们尽收眼底，我不想被人围观，所以我坐到了车里，等着她自己筋疲力尽。 当你拖出脑海中深埋的想法置于眼前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即便有时候没有去想它，而这一认识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则会成为一个记忆口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打开这个口袋，你就永远能够把所有想法完整地召唤回来，总有这样的时刻，不是吗？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停车场，艾莉西亚像只被狗惊吓的野鸡一样来回奔跑，我坐在车里看着，终于冒出写**封信的想法。为什么我过着如今正过着的生活，一事无成、一无所获？我的人生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那我为什么不能从一个置身于事外的观察员眼中来索取这份意义呢？要是我能做一个理性的选择，我会选择怎样的人生呢？要是我没有去青年农民的迪斯科舞会，没有遇到爱德华；要是我没有那么旺盛的好奇心，不那么喜欢动物，在走向性爱的时候更谨慎一些呢？要是我早就知道自己会做这样的选择，我还是很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做出更理性的抉择。我与你的人生*突出的不同就在于，你的人生大部分在室内，而我则大多在户外。你在年少的时候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吗？肯定没有，我也没有。作为一个年少的女孩，要是我的面前有选择的余地，我也不知道自己会选哪一种。要是我能意识到有选择余地，我就可以从中做出选择，但我并不知道。我很清楚，要是我过上了一种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也一定会是匆忙而短暂的冲动所带来的结果，就像我在二十岁时成为爱德华的妻子和塔姆的妈妈便是冲动的结果，这两种冲动肯定一样强烈而随意。那句话是谁说的来着，“谁能说，不管过去可能会如何，那个备选的人生并没有离我而去”？当我枯坐在临终关怀医院的停车场里，感觉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放错了房间，这个房间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艾莉西亚终于停下了脚步，瘫坐在一辆宝马车旁边，哭得像个孩子。我从车里出去，把她抱起来，带回到贝拉生前住的那间公寓。她走进卧房，扑倒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轻声啜泣，无休无止。房间里一团糟，我开始收拾，这里就好像是刚开完派对，而不是刚过完一生。我捡起卧室和厨房周围散落满地的脏坛子，一一清洗干净。我把晾在架子上的衣服收起来叠好，它们已经晾干了很久很久。有些衣服是艾莉西亚的，比贝拉的要多，但我全都按照取下来的顺序给叠成了一堆，并没有区分活人和死者的衣服，这样做就好像她们两个人的生命永远都能相互交错。随后我又把沙发、地板和厨房桌子上的书都给收集起来，把它们放回书架上。有些书是意大利语的，是艾莉西亚的**语言，不过大部分都是贝拉在看的书。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她生命的*后几天里，我们还讨论过我放回架子上的那些书。 收拾好厨房和起居室后——把东西全都擦了一遍，垫子也都填充好了——我走进了卧室。艾莉西亚似乎睡着了，所以我踮着脚尖在床边走来走去，弯着腰捡起了满满一怀抱衣服。当我抱着衣服直起身子时，发现艾莉西亚睁着眼睛正在看着我，一动不动，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有本面朝下放的书，就在床边，艾莉西亚的一只手从封面下面伸出来，随时能把书掀到地上去。那是P. V. 格鲁伯的《沼泽居民》。在那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我任由怀里的衣服掉落在地上，就像艾莉西亚在停车场里那样，我跌坐在地，开始抽泣。 后来我才注意到艾莉西亚就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手，用意大利语念念有词。她的另一只手则抓着一件紫色的绣花夹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那是贝拉经常穿的外套，无论这件衣服和她身上的其他衣物是否搭配，她都要穿。直到黑夜来临，我们仍旧坐在地板上，在呢喃着安慰彼此时，那本书和那件夹克就横亘在我们中间。第二天，我写了回复你的**封信。我希望在你举着手镯时，也有那样一个能坐在你身边的人，一个你能同他说一说波吉特的人。 读着你妻子的故事时，大部分时间我想到的都是你，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度过这样的日子的呢？我不认识她，但我开始感到自己确实是了解你的。我忍不住去想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被独自留在轮渡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放纵自己自暴自弃。到*后我还活着，我的人生还有没有价值，我会为此号啕大哭。你的失去比我所经历过的任何失去都要重大，而且是如此突然，却又有着先兆。就好像波吉特已经去世很多年，可你却没有办法接受她已经离开，直到她真的去世前，永远也没有任何一个瞬间能够确认她就是去世了。在你的故事当中，你们的关系还有分离的方式都比我所经历的要激烈太多。如今，我很后悔自己喋喋不休于贝拉的死。我永远都不应该再提起她了。 关于这件事，我*后的一个想法是：很多事情无论你已经完成还是没能完成，经历过或者未能经历，毕竟你和波吉特有所关联，这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的，比我们大多数人能有机会去了解的感情要更亲密、更深刻。很遗憾，你失去了她。但为了你，我又很高兴，因为她曾经活过，而你遇见了她。 谢谢你告诉我她的故事。 蒂娜 锡尔克堡 5月22日 亲爱的蒂娜： 在我给你写下这些文字时，我面前的书桌上放着我公文包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笔记本电脑、手机、午餐、《哥本哈根邮报》，以及你的信。在波吉特去世前，除了你的信之外，其他东西此刻都已经好好地放在了我的公文包里，不过还有一些她额外放进去的东西，每天都不同。可能是她画完的一幅画，或者是她把正在读的东西抄写下来给我，也可能是我们午餐的食谱。要是没精力做这些事情，她就会在我的公文包里放一只耳环、一只手套，或者一张照片。不管是什么，我都明白那意味着她还活着，并且打算在我回到家的时候依然活着。 她去世后，我重返工作，把笔记本电脑、手机、文件和午餐都装在口袋里或者夹在腋下，这样我就不用打开公文包，而后一遍遍去看，可是除了这些东西外，别无他物。当然了，只有*开始是这样，那时我还无法处理自己的悲伤。如今我又能带着公文包出门了，每天都会带着。但是每每打开它，想起里面并没有装着什么让我充满希望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沮丧。只要知道回到家时波吉特会在，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而如今，我只希望能够回到心存希望的时刻，曾经，生命中的琐碎小事也能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哪怕回到这样的时候也好。 她死去的那**，是我们第三十个结婚纪念日刚过两天，是二十个月之前。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的公文包里除了办公用品、食物以及那些我并不认识也永远不会遇见的陌生人的新闻之外别无他物。而今天，这里有了你的信。 谢谢你。 安德斯 贝里圣埃德蒙兹 6月1日 亲爱的安德斯： 我从来就没有过公文包，也从来没有随身带着午餐从家里到工作的地方去，只有在丰收时节才会偶尔带着三明治到农田里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确实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回头去看五月初你的来信，我看到你建议我们可以用轻快的调子来继续我们的通信，同时你又告诉了我你妻子的故事，我们反而变得愁肠满腹了。不得不承认，你的这封信让我哭了……要是我能想到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公文包里能让你感到安慰的话，我会寄给你，就当它是在我没看见的时候自己掉进信封的。尽管有了这个可爱的想法，我却不应该同你分享，这样就可以成为意外惊喜了。再者，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出适合寄出的东西，而且就算我这样做了，你可能只会把它当作我写信的时候不小心从书桌上拂落下去的垃圾。（你能看出我同你说话的方式就好像你正站在我旁边一样吗？） 现在呢，我打算用一些好消息来继续。我的女儿——玛丽，是我*小的孩子，上周她结婚了。我们去了村里的教堂，全部盛装出席，她的爸爸护送她走过长长的走道，她穿着朴实却优雅的裙子，看上去**极了，而爱德华穿着租来的晨间礼服，像是被捆起来的干草包。她嫁给了从立陶宛来的年轻男子，名叫瓦西里，我们把一些仓库改造成度假小屋，他来这里工作时同她认识了。他也穿着一身租来的晨间礼服，想让人看起来像一位为他的新娘加冕的波西米亚王子。仪式结束后我们去了一家酒店，在那里吃饭（我不用做饭，因此很开心）、发言。食物供应得很慢，发言又必须用一种语言说完之后用另一种语言再说上一遍，所以这个过程持续了整个下午。在这之后，除了玛丽和我，其他家庭成员都比平常喝得多，远远超过了对他们身体有益的量。立陶宛人比我的家人喝得还要多，但是他们很善于饮酒。他们的脸色从忧郁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屋子里我们这一方的人呢，恐怕大多数都从精神抖擞喝成了哭哭啼啼、争论不休。不过呢，玛丽看上去是那么开心，我看在眼里，也就开心了。 我从来没指望她结婚。你明白的，我并不主张一个女人一生只有成为一名妻子才能圆满——如果玛丽继续保持单身我也会为她高兴——但是我们都需要一个亲近的人，一个可以去关心的对象，这个人同时也关心我们，在遇到瓦西里之前，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她对我来说像个谜，当然了，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当他们年幼、无助，需要关爱与照顾的时候，我没有问题。爱德华不擅长这种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天性，我很乐意拥抱他们、安抚他们、同他们玩耍。很快他们就到了有些自我意志的年纪，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们了。他们太自我了，我感到自己似乎没有权利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甚至连给他们建议也没有资格。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选择，或者说做过什么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是谁啊，能引导他们？在他们人生的这一阶段，爱德华表现得比我要好。我会这样说，他拉住他们的手，把他们引导去了那个终结。不过，真实的过程**这要残酷（不是肉体上的意思）得多。他很自信，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样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他让他们别无选择，而他们好像也并不指望有什么选择。所以你瞧，他是对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终结于此，在农田里干活，而且看上去就好像想一直干农活。 我的两个儿子，塔姆和安德鲁，他们俩全都一头扎进了农田，没有左顾右盼地看过自己可能拥有的其他选择。而玛丽呢，完全可以当个会计师，所以就回来处理账本了。成功地让自己的孩子全部留在了他们长大的地方，永远环绕身边，这让我高兴，让我有所依靠。我的女性朋友们都恭喜我的妙计奏效。尽管我用的是“恭喜”这个词，但我知道，她们也知道，这跟我根本毫无关系，她们谈论的是在她们眼中我根本配不上的好运气。 玛丽不仅仅是农场里的记账员，她还帮许多农民和本地的农业企业管账。她也是满脑子都是如何提高农场收入的好点子的那个人。并不仅仅是降低投入，还有*大化地进行高价值输出——爱德华、塔姆和安德鲁无时无刻不在谈论这个话题——减少肥料，减少劳动力，高产作物。她也是为更换树篱、保养富余耕地以及规划水道寻到补助金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她，我们是不可能通过太阳能发电来赚钱的，我们也不可能为流动工人提供住宿，而瓦西里就是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以为玛丽永远都不会同任何人亲近，因为她似乎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她真的相当直率，说得不多，但凡她说出来的话，绝不是什么评论或者抒情，都是真相。要是有什么人说了蠢话，或者在她看来是错误的话，她就会说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英语里有太多的选择，想表达一个简单的意思反而很困难。在交流之中我们想充分利用这一点，于是就把批评包裹在各种词组之中以降低它的伤害值，玛丽从不这样做。她又瘦又高，面部特征明显，就像她的妈妈一样，比起招人喜欢，怕是一直都更容易让人不喜欢。瓦西里话也很少，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英文水平有限。同他的立陶宛同伴相比，他是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一开始我怀疑玛丽是不是因为他从不表达她反感的那些意见而喜欢他，但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上她。然而，他们确实很适合彼此，在招待会上，我看着他们俩，知道他们会幸福的。可能因为他们一言不发将头转向彼此的样子，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毫无意识也毫无目的地触碰着彼此。 所以，玛丽是幸福的；爱德华是幸福的，因为玛丽为家里的生意争取到了建筑技能；我也很幸福，因为我爱我的女儿，希望她幸福，只是在她不再希望我和她一起玩耍之后我不知道该怎样让她幸福。如今这个重担已经由瓦西里从我手中接了过去。 一个愉快的结果。和我说说你的孩子们吧。 *诚挚的祝福 蒂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