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可悟不可解 哲学,无论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还是西洋哲学,都是可悟而不一定可解的。哲学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永远也到不了底。冯友兰先生把哲学的道理讲得很透,他能够深入浅出,听起来很顺,但是对于人心人性之学,对于哲学的*高境界,还是要靠“悟性”。可悟不一定可解,或者说是可以因悟得解。中国哲学尤其是如此。所以,中国哲学确实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因此对中国哲学能深通者是可以理解西方哲学的。不是翻译,而是悟解。 有些人以为中国不研究“本体”,其实,老庄的“道体”、宋明理学的“心学”“性学”都讲的是“本体”,以别于万象和殊象。中国哲学至大至博,无所不能容。海德格尔用的许多概念,都可以在中国哲学里碰到,只是用词不能对号。老子里的“道”就相应于海德格尔的“sein”(Being)。“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四大,人居其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几句话可以成为海德格尔哲学的提纲。于是,我可以修正一个看法,我一向认为中西文明可以交流,但不能融通,各有各的体用。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每每要碰壁。但是一进入哲学领域,进入到相当深的层次里,却是可以打通的,就是说在研究的*根本问题上,能够找到相通点。然而由于概念的表述不同,不可能在两种哲学中找到完全相应的概念。语言文字的差异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甚至产生误解也是必然的。 有些东西只能感觉得到,或感悟得到,却无法用语言去解释。 1992 年6 月24 日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有些书是常读常新的。在我的脑子里存放着一套大书,我给它一个总名称,叫作“康德卷”,它包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一本“伟大的小书”:《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这些书几乎成了我的案头书,经常地翻翻看看。久而久之,我产生了一种驱之不去的情结。就是把读书治学,统统都习惯成自然地纳入了“鉴赏判断”的范围里,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以及尔后退休当了类似“自由撰稿人”那样的人,我都把自己做着的事情赋予一种“审美”的情趣。如果做一件事,丝毫没有“美感”,做起来如牛负重,还有什么意思呢? “鉴赏”在英文是“taste”。没有了“taste”便意味索然了。我仿佛越来越理解康德老先生为什么写完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还要写个“判断力批判”,才算完成了真善美的整个体系,而那“审美”的情趣,分明是*为圣洁的精神境界。 “鉴赏判断仅仅是静观的”,“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这两句话实在太关键了。可以说这是康德为人治学之所以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根本原因——把一切世俗利害都视同身外之物。我不知道多少遍地玩味着这几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纯粹理性哲学建构中的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诗化概括;既是对人类命运的*深沉的关切,又是涵盖宇宙的博大胸襟;是以美学的判断精神去探求人世间*圆满的崇高。 于此,我联想到朱光潜先生早年提出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说不清这句话与康德的渊源,但是可借用来为康德的一生写照。引申开来,恐怕做学问(甚至做任何事)要能做得彻底,总得有这么一股傻劲。 我不是哲学家,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哲学票友”。我喜欢看各种书,大多数的书看过就放在一边了,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书,是经常要翻翻的。在西洋的书里,首先便是这些我名之为“康德卷”的书。一则因为它有“净化灵魂”之功;再则,无论看什么书,我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向康德。 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当今真要做到弘扬,也必以中西汇通为大背景,才能登高望远,而不失之褊狭。王国维先生说,欲通中国哲学,非通西洋哲学不易明:“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而在“通西洋哲学”,我以为首在通康德。牟宗三先生以康德为中西哲学之桥梁,实为见道之论。至少,以康德与宋明理学相参,便会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之感。 1997 年4 月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