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1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经常会被描述为一个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文学的审美机制恢复的时代。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国务院在《祝词》中正式宣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I生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和表演艺术。”稍后,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谈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政策的转变给长期受禁锢的文艺界带来了复苏的希望,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是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以民族命运为立足点,将历史感与现实性,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深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人道的永恒理想,*终统一在感悟着民族与人类前途的审美意识之中①”。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和历史感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旋律”。即使是“批评”,也“首先是一种阅读,读灵魂、读人生、读历史、读社会,是一种伴随着焦虑和困惑的‘沉思’②”。批评者也“并不满足于对印象的描述,而是在对审美感受的质询中,或者在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寻求答案的追问中,进一步上升到逻辑分析的层面。③”在文化界,自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主体性”问题,继而掀起“主体性”和“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艺术创作者的“主体性”得到**的重视。
然后,到了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的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①。首先,1989年的发生的事情没有改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相反,在**的推动下,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市场化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改革)步伐较之20世纪80年代*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篇被称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间邓小平的讲话要点中明确表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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