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出身商贾之家 一门四位豪杰
出身自商贾之家
1907年10月4日,宁波镇海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一个小生命诞生了!他就是邵逸夫!原名叫邵仁愣。当时肯定没有人想到,这个小婴孩的一生会跟一个新兴的产业——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见证了中国电影百年传奇,而他个人本身也是一个传奇。
从20世纪一直到现在,浙商一直活跃在华人商界。在当代中国,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不经意间,浙江以其民营经济成了新的标杆,而**活跃的浙商更是民营经济的**推动力。浙商成为全国人数*多、比例*高、分布*广、影响*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商厉害的,他们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发达前十之八九是农民,白手起家,从“草根”长成“大树”。
宁波更是浙商的领头羊。20世纪40年代末大批宁波籍人士由上海等地辗转到香港,他们在香港继续谋求发展。到60年代,众多的宁波商人在香港各个领域显示出力量,涌现出王宽诚、董浩云、包玉刚、邵逸夫、董建华、曹光彪、陈廷骅、李达三、厉树雄等,有力地推动着香港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在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更是起到特殊作用。 “九七”以后,宁波帮深入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繁荣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邵氏世代也以商为业。19世纪末,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前往日趋繁华大都会——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生意红火!
邵玉轩还是一个开明人士,同情并支持新的资产**民主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l920年他病逝上海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
邵玉轩有八名子女,三个千金很早就出嫁,这里就不作介绍,五位公子分别是:老大仁杰,老二仁棣,老三仁枚,老六仁愣,老八仁葆。
新式教育、新的思维
到了读书的年纪后,邵逸夫被思想开明的父亲送到了上海的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远离了当时陈旧僵化的私塾教育。在青年会中学,邵逸夫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并操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为他以后海外考察学习先进的电影技术与理念,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工具!而在当时,上海十里洋场,娱乐事业已经相当蓬勃。耳濡目染之下,少年邵逸夫也对电影娱乐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也许是觉得“愣”字不好听,一日邵逸夫和大哥几个兄弟商量改名,原来几个兄弟都有改名的想法,几个人一拍而合。但是在旧社会,改名字是不孝的表现,几个兄弟商议后,决定保留原来的名字,而各自取一个别号。于是老大号醉翁,老二号邨人,老三号山客,老六号逸夫。从此兄弟四人便以别号闯荡世界,本名几乎被人忘却。
有人曾经问邵逸夫当初为什么要改名叫邵逸夫,邵逸夫这样答: “意在安安逸逸度过一生。”虽然这样说,可是邵逸夫一生也是坎坷的,在战乱的年代,也是几经沉浮。
兄弟连心,共闯天下
邵逸夫与大哥邵醉翁、二哥邵邮人、三哥邵仁枚四兄弟志趣相投,感情非常好!在邵氏电影王国的前身上海天一影片公司,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邮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而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在四兄弟的通力合作下,天一公司推出的**部电影《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旗开得胜!邵氏兄弟们为之欢欣鼓舞,信心百倍,从此一个电影公司用它的起起伏伏折射了中国电影百年传奇,逐步成长为一个影视帝国!
第二章 天一横空出世 引来六合围剿
父亲带领进入电影圈
20世纪初,电影传人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吸引了很多有远见有头脑的商人投资这一领域。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起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但对老百姓来说,还是特别新奇。谁都搞不清楚,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而且把它当做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竞相议论电影这个新鲜事物,还在为电影做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商业嗅觉,也许邵氏一家都有这种商业嗅觉,才能在以后的经营中不断发掘新的市场需求,一步一步建立了邵氏电影王国。
在邵逸夫兄弟长大成人后,由于接触到很多新的事物,特别是电影娱乐业,让他们倍感新奇,虽然父亲邵玉轩有意让自己的儿子接手自己的生意,可是看见自己的孩子兴趣并不在自己的生意上,也没有强加限制,任由孩子们发展。子不承父业,在邵家倒是一种传统,当若干年后邵逸夫想退隐时,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意接手,邵逸夫也终于体会到当年父亲的无奈了。
1920年,上海一家“小舞台”剧院的老板把“小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小舞台”,并改名为“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破釜沉舟,成立天一电影公司
在接手“笑舞台”之后,邵醉翁走通俗路线,一时大受群众欢迎。邵醉翁还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人排演。在经营戏院成功后,邵醉翁看到了电影的巨大市场前景。1923年,邵家的生意已慢慢难做,所有家业中只剩下一幢房子和“笑舞台”一家剧院。邵氏兄弟毅然卖掉房子,举家搬进“笑舞台”,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在1924年,邵醉翁在上海成立了“天一电影公司”,开始拍制电影。
取名“天一”,顾名思义,就是天下**的意思,看得出来,邵氏兄弟时雄心勃勃,有句广告语说得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正是邵氏兄弟有了这份雄心,才有了日后的电影王国。邵醉翁认为:在商场上不敢为人先,不想争天下**,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商人。
“天一”在成立初期,就向外界宣称自己的拍片宗旨是: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个口号符合当时的国情,当时列强相继瓜分中国,能弘扬中华文明,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民众间引起共鸣。
《立地成佛》是“天一”拍摄的**部无声影片。《立地成佛》讲述的是一个军人,经过自己的拼搏变成了大军阀,而且无恶不作。后来自己的女儿战死沙场,对他打击很大,思索了很多以后,于是大彻大悟,遣散妻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削发人山,终于修成正果。当时的“天一”刚刚进入电影圈,没有多少实力请**明星,所以《立地成佛》的演出者均是“笑舞台”的一些演员。由于影片题材新颖,情节曲折感人,《立地成佛》上映后,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票房火暴, “天一”掘得**桶金。
**炮打响,邵醉翁更是信心百倍,但由他一个人操心着“天一”里里外外的事情,也感觉分身乏术,于是他把邵邨人、山客、逸夫三兄弟召集来,一起打造“天一”。邵醉翁根据三个弟弟的个性特点,扬长避短,各尽其材。就这样,邵邨人任会计,邵山客任发行,邵逸夫学做编剧,邵醉翁自己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这样,一个好汉三个帮,四兄弟同心协力,艰苦创业。
随后,又相继拍摄了由胡蝶主演的《梁祝痛史》、《珍珠塔》、《孟姜女》等几部影片。借此几部影片, “天一”站稳了脚跟,与当时的“明星”、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三足鼎立于上海滩。
“天一”由1926年起拍摄的古装片,多数取材自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公开标榜: “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虽在内容上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艺术上也比较粗糙,可是由于故事情节家喻户晓,加上浩大的宣传声势,颇受南洋华侨欢迎。1928年进一步拍摄《混世魔王》、《乾隆游江南》(9集,1928~1931)等神怪武侠片,掀起了所谓“古装片浪潮”。随后的几年中, “天一”共投拍了超过100部影片,其中一半以上取材于“水浒”、 “三国”、“西游”、“施公案”、“三言二拍”,以及其他取之不尽
的乡村野史、民间稗闻。比如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珍珠塔》、《白蛇传》都拍了3集,风靡一时;《乾隆游江南》更是拍了7集之多。
之后的竞争日趋激烈,挖角的事情也开始发生了! “天一”台柱胡蝶被“明星”挖走,大哥邵醉翁发现陈玉梅朴素随和,便以巨资捧她成为中国电影皇后,陈玉梅成了他的夫人,其他电影公司也永远不能将她挖走了。于是“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的家庭班: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善搞发行;邵逸夫摄影。“天一”创业初期,都是由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为了省钱,很多电影都是由大嫂陈玉梅领衔主演。这样一个家庭班搞电影,不必求助于外人,成本少,容易坚持下去。
小公司、大锻炼
邵逸夫因当时还小,才中学毕业,父亲希望他能考大学,但他被兄长们的拍片搞得也坐不住了,只想往片场中觅得一个“伙计”之职,干起了杂活。哥哥们也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到基层干活。公司基层的事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还要挨哥哥的骂。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那时的戏院还有加映新闻片的业务,若有突发性的事件,邵逸夫便扛着摄影机到处抢拍,每次出去,总是全身湿透,但邵逸夫始终没有怨言,因为他爱上了电影事业。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跑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他做过编剧,学过摄影,学过演戏,学了当导演。
1925年,电影《珍珠塔》上映,邵逸夫初生牛犊,一鸣惊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银幕上。这部片子由邵醉翁导演,胡蝶主演,邵逸夫在这部戏担任摄影。
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大局时,什么问题都已经不在话下了,遇到困难总能迎刃而解!
六合围剿,陷入危机
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显露头角。自1925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星”、“大中华百合”、“天一”三家电影公司在市场上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又以资格*老的“明星”公司为老大。但是,在“天一”公司掀起古装片风潮之后, “明星”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从1927年开始,“明星”公司组织了一场被称为“六合围剿”的惨烈商战。
中国电影的**场商战
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的产物,成长非常迅速。
早期的中国影坛虽然说电影公司众多,但是由于国内残酷的竞争和好莱坞影片的入侵,能真正站稳脚跟的却少之又少,其中有很多都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的“天一”可以说尚处于婴儿期,处于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到1926年, “明星”电影公司设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地区都设立了经理处,分区经营影戏院租片放映的业务,“明星”公司的电影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无论是在制作队伍还是经营方面来看, “明星”都是数一数二的。
然而“天一”公司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明星”一枝独秀的好景。“天一”成立之后,出品快而且多,并渐渐在南洋有了一定的市场。后来“天一”又率先拍摄古装片,由于多取材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故事,虽然电影的质量和艺术性在当今看来并不高,可是在当时电影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尚在成长期,整体的拍摄水平都差不多,老百姓的欣赏水平也不见得多高,所以“天一”名噪一时,拥有了很多“观众缘儿”。邵氏的古装片经营策略,由于回报快。使得各小公司一窝蜂地效仿,并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粗制滥造古装片,且美其名日薄利多销,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
“明星”公司当时财雄势大,当然不会任由一群小公司搅乱整个市场。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中国电影史上**次大规模的商战就在“明星”公司和“天一”之间拉开了帷幕。
“明星”公司的周剑云,“天一”公司的邵醉翁,这两个颇有侠气的名字开始交锋。
周剑云可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周剑云乃安徽合肥人,早年就读于尚贤堂及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曾任上海爱俪园藏书楼主任、新民图书馆编辑。“明星”15年的历史曾经几番风雨,几度曲折,它得以闯过一个个险关,与周剑云运筹周旋、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
1923年,面临经济困难的“明星”公司倾力拍摄《孤儿救祖记》,新婚不久的周剑云献出了新娘首饰作为资金。1927年,“明星”出现了年度大幅亏蚀,亦有被挤垮危险时,周剑云联合郑正秋在电影专刊上撰文痛斥制作低劣的古装片,并且提出“以毒攻毒”,摄制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小公司的投机行为,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明星”扭亏为盈后,周剑云更希望图借助“明星”与“大中华百合”、 “民新”等其他几个公司组成的发行机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挤垮“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
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是1926年夏,由明星、上海、神州、大中华百合、民新5家电影公司发起创办的影片发行联营机构,后又有其他公司相继加入。其创办初衷是为了抵御外片的侵蚀、控制国外市场、沟通海外贸易。周剑云一直担任该机构的总代表。为了打压“天一”的崛起,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史称“六合围剿”。
“六合围剿”给刚刚有起色的“天一”打击无疑是沉重的。此举一出,“天一”马上损失了在上海的部分市场,市场萎缩,顿时陷入了困境。然而“天一”的首脑邵醉翁兄弟却转而发展起南洋的发行网,虽然“六合”也给南洋的部分片商施加压力,但无奈鞭长莫及, “天一”转战南洋后却得柳暗花明,绝境逢生。
周剑云见状,又施一出双胞胎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但是此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观众同情。“围剿”了一年之后, “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明星”的利用。又由于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 “六合”遂逐渐失势。1929年6月“六合”解体。周剑云的双胞胎策略是吃力不讨好,可是在邵逸夫的手上,却大发神威,这是后话。
今天看来“六合围剿”是惊心动魄,对于“天一”公司,的确有如生死关头, “天一”确因粗制滥造不少古装片而受舆论指责,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醉翁老先生回忆往事的时候或许还要感谢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正是他的逼迫,才使得“天一”远赴南洋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从而建立起“邵氏影业”这个东方电影帝国。
而客观上说, “天一”的观众群还是较低层次的,这也就限制了其长远的发展。但是邵氏兄弟具有职业商人的精明和远见,表面看来是受“明星”逼迫去南洋寻找出路,其实是��虑到了战争有从东北逐渐往南扩散之势,因而把公司的业务往南洋发展,为“天一”找到了“避难所”。而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明星”等电影公司则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
第三章 无奈转战南洋 却得柳暗花明
转战南洋
困难难不倒有头脑有想法的人,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旁
边的人于是开玩笑地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真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一样也要看电影!”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
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兄弟三人商量后,决定派邵仁枚先到南洋扩张市场。这样决定不仅仅是当时“六合围剿”带来的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北的战火逐渐向南部蔓延,邵醉翁希望能在南洋站稳脚跟,万一以后战争开始了, “天一”还有南洋这样一个避难所。
南洋主要是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和地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正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单调枯燥,缺少娱乐和消遣。而华人在南洋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南洋看的影片也有很多是从上海进口。这就成了邵氏兄弟决定在南洋开辟市场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把电影放映到南洋去,借此摆脱上海六合围剿带来的困境。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他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来当帮手。
这一年,邵逸夫中学毕业,准备升读大学。逸夫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学业,接受邀请。从此,邵逸夫开始涉足电影业,这一重要转折注定了他一生的传奇。邵仁枚对弟弟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揽观众。
老爷罗厘驶出了个电影王国
20世纪20年代的东南亚,只有大城市才有戏院,而在大城市里,人生地不熟,邵逸夫要站稳脚跟,非常困难。兄弟俩在租到的简陋的房间里,整理片子,制作海报。当时六合围剿对远在南洋的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俩也产生了影响,一些南洋片商也对兄弟俩进行打压。在城里拓展事业困难重重,兄弟俩看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了解到这个情况,邵氏兄弟俩决定从农村突破,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把电影放到农村去。白天,他们把放映机、影片及放映所需其他对象搬上一辆租来的老爷罗厘(一种马车)上,自己坐上去,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甚至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之苦。晚上,就在露天,顶着星星、冒着露水放映电影。这是*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有时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出生并成长在富裕家庭和大都市的邵氏兄弟很多次都想不干了,但是他们*终战胜了艰苦,坚持了下来,*终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Runrun5haW
这样跑来跑去,邵逸夫有了个幽默风趣的英文名字,叫RunrunShaw。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有人说,邵逸夫当时经常要当跑腿,干这个干那个,于是就取了这个名字。对于此,邵逸夫却有自己的解释,他说他的本名叫仁愣,不论是国语还是粤语,发音都和Runrun相似,所以取名RunrunShaw。
不管什么解释,里面都有一个对事业坚定追求之心,可以这么说,RunrunShaw,Run出个电影王国。
几十年之后,邵逸夫回忆起那段日子,感慨地说: “……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青年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