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与大生集团
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是个汲汲无名的小地名,如果不是1896年状元张謇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周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250两。以后先后六次,又买下三万四千多步(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后,1918年,当一个叫做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
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
《南通县图志》说,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二十六个年头,进出科场二十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一百二十天,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所以中状元的这**,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而去。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的时候,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授意他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定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在这之前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到过朝鲜,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之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5]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他“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的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
*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2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应者寥寥,招股很不理想,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 以江宁商务局名义与通州大生纱厂签定“官商合办”条约,**条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000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6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50万两商股,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还是进展不顺,上海方面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这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做为大生的官股(盛领的一半另在上海浦东办一家纱厂),大生的股本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头衔姓氏。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书箴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去。办新式工厂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可以想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提出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五年万分困难,恽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五分之一,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个人却有赞助的感情。自1900年起大生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两多,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现金,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就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他未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厂款分文不去动用。”
1897年,张謇接连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对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赶上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都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这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读书致仕,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南下,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当然一无所成。”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有用之事,他为自己找到了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定多副对联: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豪太山,因多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一厂保存:
“机枢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两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开到1.44万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内心自然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自办*早的纱厂之一,当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车时也只有七、八家,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
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四万多两官利后,还有78000多两余利。这一年虽然有八国联军进京,棉纱市场也受到影响。但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原来收不起来的商股收齐了,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主动入股一万两。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赢利。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都受挫,大生不仅获利,而且继续扩大规模,添了2万多纱锭,光是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这一年虽发生了日俄战争,但南通销往东北的关庄布在600万匹以上。大生开足马力,日夜出纱,以满足当地织户需要。
大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都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因为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价格在本地收到*优质的棉花。很多年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时看到,棉花交易以通州花为标准。大生利用地利,自己设门庄、分庄,还委托抄庄、下庄代收棉花,布下一张天罗地网。张謇和几个董事都出生农家,从小熟悉棉花的生长规律、年成丰歉,每当白露前后,外地“客庄”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派人到棉田去估计当年棉花产量等情况,做出相应的收花政策,或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或人舍我取,对本地棉花行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在苏州、杭州、宁波、南通的纱厂中,收益*好的是南通的大生,因为这个厂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1901年已能发放7厘股息。1911年的大生已有4万枚纱锭,《海关十年报告》又有这样的论断,事实证据,靠近原料产地对该厂极有好处,当其他一些工厂无利可图时,这个厂还能给股东支付股息。
第二,南通当地不缺熟练工人,寻常农家女孩十一二岁就会纺纱,唐闸一带妇女多是天足,能长久站立,“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只是大生招工时,当地妇女对进厂做工心存疑虑,因为有谣言说“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因此开工前到上海招了一批熟练女工。张謇对于招聘上海工人不大乐意,担心带来商业化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认为不如招无锡人。他给沈敬夫写信说:“无锡工人甚好,毕竟锡厂习气少,可用。”“雇上海来人,本厂即须留心察看”。
不过,当地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很快改变,通海一带劳动力绰绰有余,有工钱赚,不怕没人。大生*初招了1000多人,以后纱锭增加,全厂工人日夜班三千多人,冷落的唐闸变得热闹起来。
第三,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要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多1角(全国工人平均日工资要1.5到2角),固定工人两周发一次,学徒、职员一个月发一次。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可遇而不可求。190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报道,内地人工较贱,原料方便,本轻利厚,本地穷人也可赖以为生,可谓一举两得。上一年上海各纱厂无不亏本,只有南通的大生纱厂盈利,就是明证。从1907年到1912年的六年里,工资在净产值中的比例,由16.4%下降到了6.4%。
第四,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大会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不用外销,南通以关庄布(也叫通州大布)驰名,这种手工织布结实、耐穿、御寒,深受东北人欢迎,织布需要大量比手纺纱合用的机纱。何况机器纺纱,一个工人可以抵得上五六十个巧妇。纺织专家李升伯说:“我发现南通的棉花是世界上*清洁干净的棉花,南通***的用12支粗纱织制的土布,是世界上*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大生的机纱受本地市场青睐是可想而知的。1899年农历八月,工料总帐房给沪帐房的报单说:“此月纱未纺出已被卖客定去560箱。”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三圩镇等处,张謇安排开设了大生的零销点,直接出售小包棉纱,价格优惠,不按上海市场价。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刘桂馨等本身就是关庄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已够它忙的。这是地利,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着大生的兴旺。当然,利同时也是弊,使大生一直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外部市场,进入竞争状态,本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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