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朱光潜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讲述他怎样跟文学打交道，怎样走上美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悦。全书各篇谈说的方面广泛，以诗或诗论为中心，穿插对王国维、柏拉图、阿诺德等中外美学家思想的精彩评述，对文艺理论进行细致地疏解。

本书主要内容有：明代小说题材的演变、意趣的演变、形象的演变、语言的演变、技法的演变等，以一些主要小说为例，略述其变化消长，敷演成史。

作者严谨的研究学风，还表现在他对阿英著作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有关著作，经过深思熟虑后而进行评述的。如当他写《论阿英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就阅读了胡适、俞平伯、李希凡等人的有关红学专著，查阅了历年来对红学研究的史料。这篇专论发表于1994年的《红楼梦学刊》，并获得安徽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又如：他在撰写《阿英与晚清小说研究》一文时，则认真阅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中国文学吏》等著作。可以说，吴先生的每一篇阿英研究文章都写得十分辛苦，写得很有分量。
吴家荣先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90年代初，他参观了芜湖市镜湖畔的《阿英藏书陈列室》，他为阿英一生孜孜不倦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做出的卓越贡献所感染，因而萌发了研究阿英的决心。当他写的第一篇论文《阿英历史剧对现代历史剧的贡献》于1991年在国家重点级刊物上发表后，两家刊物先后转载，增强了他对阿英著作研究的信心。他认为阿英“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中，更显得可贵，更值得倡导。因此，他花费了近十年的时光，排除各种干扰，发扬锲而不舍、专心致志的精神，终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崔恒异同志，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解放初期，在复旦曾听过我讲授先秦史、考古学、商周史和甲骨学等课，一九五六年毕业，分配在安徽大学工作。时光流逝，一别数十寒暑，我从上海调朱北京，也已三十周年。
本书所收字词，是以现在认识并知其用法的为主。
本书词目以隶定字体笔划多少顺序排列，笔划相同的，则以该字的笔画的顺序排列。
本书在字、词和合文的词目后，各标明甲骨文字体。

本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意象与主题、意识与声音、句法与章法、音韵与体式、西方的影响、古典的影响、时人的影响。

本书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借助于当代汉语语料库，从静态与动态、句法与语用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以及语气副词的词类地位等问题，对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以及描状副词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与分析，并从历时角度考察了部分副词的虚化过程以及与相关副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本书的研究成果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及中文信息处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常任侠先生幼名家选，笔名季青、牧原、常征，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8岁丧父，12岁始读私塾。1922年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研习古典文学及日本、印度文学；1931毕业，任中央大学高中部主任，讲授国文，并与汪铭竹、程千帆、沈祖棻等组织土星笔会，出版《诗帆》月刊。1935年春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究东方艺术史，曾在上野帝国学士院作汉学报告。1936年底返国，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由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四幕话剧《芦沟桥》在南京中华大戏院公演，常任侠饰演该剧主角吉星文团长，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爱国洪流。1938年春，到长沙与田汉、廖沫沙等编辑《抗战日报》；旋至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六处从事音乐、戏剧编审，被委派担任周恩来副部长的联络秘书，曾与张曙合作抗战歌曲《壮丁上前线》、《空军战歌》，与冼星海合写歌剧《亚细亚之黎明》。
1939—1941年，常任侠先生到重庆中英庚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任研究员。其间，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胡小石、马衡等共同主持了重庆江北汉墓群的考古发掘；在《时事新报》、《说文月

台静农长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和艺术，厚积薄发，每有独特的艺术创见。本书为其一生学术论著的集中展示，举凡楚辞汉乐、魏晋风流、唐宋诗文、明清小说，乃至书画艺术、民俗神话、佛教故实，不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章简论，莫不以翔实的材料、精审的考证，加以独到的宏观细察、湛然品评。这些戛戛独造、鞭辟入理、值得深味的篇章，诚为当代学苑蔚然卓逸的学术奇葩。
本集所收关于汉事者，有《两汉乐舞考》与《两汉简书史征》。

本书以大量详实的资料，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家进行了总体描述；把科学家放在社会大环境下，分析了科学家的基本特征。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论述汉语各类助词的专著。本书以现代语言理论为指导，通过广泛的实例调查，对时态、时制、结构、比况、表数、列举、限定等七类助词及相关格式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尚未有人涉及、存在较多争议的助词作了深入的探讨。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汉语教学、辞书编纂、语言的信息处理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世纪40年代，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在哈佛结识了一批后辈学友，包括周一良、杨联升等人极受胡适器重，准备延揽他们回北大任教。其中杨联升更是相知与日弥深而且终身不渝的一位。
1949年胡适重返美国时，杨联升在西方汉学界已如旭日初升。胡适对他治学的精博，极为推重，每有述作必与往复讨论，这一点在他们的通信中表现得很清楚。胡适在“遗嘱”中指定杨联升为他的英文著作的整理人，可见他对杨联升的信任。
本书收录胡、杨往来书札205通，时间从1943年起，止于1962年2月胡适逝世前夕。论学谈诗二十年，寓隽永于平淡之中，印证两人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已经达到了相悦以解、莫逆于心的至高境界。这些书信，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

本书为胡适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本书就高校科技开发的地位、作用、特点、原则、目标、组织机构、选题、预测和决策、成果转让及计划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中国学人本身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着。而这些现代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以“言志”和“缘情”方式所留的诗篇，也就为《20世纪中国学之诗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可略分为远、近二源。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整体之一有机部分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这是由于学人本身作为“读书人”或“大学者”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钩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精神世界，而且更可由此而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

此书依旧采用群体合著的方式，在我拟出课题论证、写作大纲和撰稿体例之后，便约请学界的朋友参加撰稿。出于对研究生事业的责任感，出于对研究生治学问题的浓厚兴趣，出于对学术友谊的高度珍视，9所大学的15位教授导师欣然接受邀请，承诺为本书撰稿。这使我十分感动和欣慰。这本近30万字的专著所以能在一年时间完稿，正是靠这些朋友的积极努力和真诚合作才得以顺利实现的。在此，谨对参与撰稿的朋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参加本书撰稿的系长期从事某一专业研究的学者。他们习惯于各自专业论著的写作，而较少写作此类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著作，这使他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感到一些不适应。有几位撰稿的朋友曾在来信中谈及这一点，我在拟纲和写作过程中也有此感。我以为这种不适应性，主要是由知识结构、学科特点及学术习惯造成的，恐怕一时是不大容易摆脱和克服的。希望各专业的研究生能够体察和体谅这种不适应性，而着力理解书稿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基本方法的实质(这些大文科各专业之间都是相近和相通的)，自己去主动联系自己的专业特点。努力付诸治学实践的运用，以求取得更大的收获。
本书的编撰受到青大校领导和文学院领导的关注。研究生处提供学术活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他起草了举世闻名的《独立宣言》，以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在政治舞台上，托马斯·杰斐逊可谓功盖千秋。但退稳山林之后，他却面临另一种生活境况。8年总统生涯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各种开销，反而使杰斐逊欠下5万多美元的债务。1826年7月4日，在《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当天，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与世长辞。

作 者:陆敏刚编写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
简介:本书分析教学中对生物实验的基本要求，回顾历年高考实验题的变化，预测实验题的考试要求发展趋势，实验设计题的题型特点及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