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是英国人，能够走进紫禁城作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的老师，这是中国两千年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一份”，这本身就是以产生许多悬念：他教什么、怎么教？师生关系如何，**欢迎吗？只搞教学，还是难免涉足政治？
庄士敦经历了溥仪从“留守皇帝”到建立“满州国”伪政权之前的全过程，所以，写入这部《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文字，到处可见沿着历史线索发生在紫禁城中的一个又一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那些历史细节中，溥仪、载沣、袁世凯、冯玉祥、鹿钟麟、曹锟、段祺瑞、郑孝胥、胡适等人，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这部称为《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的历史文本出自**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洋师傅庄士敦之手，这位老先生一写就是洋洋大观，将自己进入清廷纵深之处目击身感的大事小事娓娓道来，读来过瘾得很。

辛亥革命
清室“优待条件”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张勋与丁巳复辟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毓庆宫的几位“帝师”
黄昏中的清朝宫廷
清朝宫廷的吸血鬼——内务府
羽毛未丰的龙
君主主义者的希望与梦想
烦躁不安的龙
振翅欲飞的龙
龙凤呈祥
阴谋与策略
回忆御花园
颐和园逸事
溥仪出宫前后
龙困牢笼
龙脱困境，驾雾腾飞
历尽艰险、龙归故里
鸣谢

辛亥革命
幼小的溥仪于1908年10月登极，按照中国历代王朝均有年号的惯例，他即位后的年号定为“宣统”，因此人们通常便把年号当做他本人的名字，外国人尤其如此。其实，这样做反而有其方便之处，因为在中国，皇帝本人的名字在其生前属于避讳之列，人们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用与“皇帝陛下”意思相同的“皇上”二字来称呼。即使在皇帝去世以后，也不能称呼其本名，而应尊之以庙号，根据祭祖的礼仪进行祭祀时用皇帝的庙号，在记述历史以及在谈话和书写时也都用庙号。在宣统之前的那位皇帝名载湉，这个名字——更确切地说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公众不能用这个字，甚至在朝廷中也不能用这个字。载湉在世时的年号是光绪（对此当然无忌讳），他去世后的庙号是德宗，在有知识的中国人看来，如果用“光绪皇帝”这样的称呼，则会被视为粗心，或者是无知，甚至是缺乏教养的表现。因此，对他的正确称呼是“德宗皇帝”，外国人一般都知道的乾隆皇帝，正确称呼应该是高宗皇帝。
一个新年号的变更，是随着上一个皇帝的去世而开始的，因此，1908年即相当于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光绪末年，1909年则为宣统元年。
溥仪即位后，作为摄政王的醇亲王*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以袁世凯的足疾为借口，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令他回籍养疴。对于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他对皇帝的背叛，人们都记忆犹新。但是从那时以后，袁世凯便一直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青云直上。他于1901年任直隶总督，1903年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任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毫无疑问，他很清楚自己的官运——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有赖于慈禧太后这样一位庇护人的权势来维持的。因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义和团起义之后，他极力反对太后撤帘归政使光绪恢复亲政的事了。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不幸的是袁世凯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这是由于袁世凯一开始就识破了义和团的意图，并于1900年运用自己山东巡抚的地位，保护了当时在山东的所有外国人的缘故。此外，他还是个投机分子，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袁世凯清楚地意识到，慈禧太后把她自己与义和团联系在一起，并对列强采取蔑视态度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像袁氏自己这样一个具有开明见解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戊戌政变那段不愉快的事件而使他无法得到他背叛过的皇帝的宽恕，那他就很可能运用他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同外国列强和解（包括让慈禧太后引退而使光绪皇帝重新亲政）。事实上，袁世凯的命运是与太后的命运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之所以竭力地维护太后的利益，是因为他完全清楚，这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袁世凯与皇帝之间不仅没有重新和好的可能性，并且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幸存者之间也存在着无限的仇恨。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自然认为，袁世凯不仅是皇帝的叛徒，而且是在慈禧太后那年发动政变后对他们的六位同事处以死刑的主要责任者。另一方面，袁世凯自己也担心，如果允许康有为及其一伙恢复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并在朝中获得立足之地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对他进行报复。这就是为什么当慈禧太后亲自主持新政之后，康有为及其支持者们未被邀参加这一新政的推行，并未对他们过去的过失给予宽恕的部分原因。
有一种传说，谈到光绪皇帝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关于立即处死袁世凯的谕旨。一些**成员认为，这是皇帝的临终心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由于他们对袁世凯本来就存有戒心和不信任，于是他们表示必须执行光绪皇帝的临终谕旨。但是醇亲王对此犹豫不决，经过一番拖延之后，决定饶袁世凯一命，只是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以恢复健康为由，令他引退还乡。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醇亲王显然是既轻率又愚蠢。因为，袁世凯对北洋的实力派和新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摄政王应当预见到，像袁世凯这样一个有魄力、有能力和有权势关系的人物，是不会甘愿以研究佛经或练习书法来度过余生的。然而，袁世凯却服从了对他的处理，并且毫无怨言，也没有片刻的拖延。这件事如此迅速而又平静地得以解决，其本身就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表明，即使是在这个王朝存在的*后几年，这片土地上的地位极高和权势极大的官吏们，也仍然是服从皇帝谕旨的。如果这事件发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的所谓共和时期，那么，对袁世凯的免职，随之而来的倒很可能是他的“独立宣言”和一场灾难性的内战。袁世凯左右北洋军——这个帝国中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力量无疑是很大的；不过，这些军队还没有成为指挥官的私人财产和可以用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事实上，君主政体依然存在，皇帝仍旧在位。
立宪改革的运动在继续推进，的确，运动的势头已使得任何企图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行动都将是危险的。醇亲王和他的对手隆裕太后都不愿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风险。1909年初，清廷曾发布一道上谕，要积极建立立宪政体，一批反对革新的守旧官僚被撤职，或受到其他的惩处。皇帝的一位叔父载洵，作为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英国考察海军，以便为中国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新型舰队。他在欧洲逗留过一段时间，他经常向我谈起一些在英王爱德华宫中的见闻。他的兄弟载涛，则作为另一个使团的团长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盛情款待，这使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着友谊。这两个使团的派出纯属徒劳无益，因为在中国内政尚未革新，健全的财政制度尚未建立之前，要想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和陆军都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国却希望欧洲这两个拥有*强大海军和陆军的军事强国，会由于自己把他们当做榜样来学习而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请愿书不断地送到北京，敦促早日实现已决定召开的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这些请愿促使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发布诏书，宣称原定召开国会的准备时间要缩短，国会将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诏书还宣布宪法、法规和上、下议院议员的条件，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立宪改革之事，均须在国会召开前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
同年，孙逸仙的追随者汪精卫，曾企图行刺摄政王未遂，而醇亲王却打算和解此事，把汪精卫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汪精卫后来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
1911年，以皇太后隆裕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任命三位帝师在毓庆宫教六岁的幼帝读书。紫禁城里的毓庆宫，一直都是供皇帝用的上书房。在这三位师傅中，有两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以后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会提到他们。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不断听到全国各地的造反消息。于是清廷对于自由主义思想作了让步，同意制订议会章程，并把专制统治改为君主立宪制，但是动乱并未因此而减少。实际上，局势更加恶化了，因为造反者们认为，这些让步并非表明朝廷的诚意，而是朝廷虚弱的表现。后来成为**的革命党将领的黄兴，在广州领导了一次危险的叛乱，捣毁了总督府。黄兴受挫失败后，便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像许多先后到香港去的其他革命者一样，在不列颠旗帜的保护下，继续从事反抗清朝王朝的活动。
当时，摄政王试图任命一个多少有点西方模式的内阁，以便与敌对者们进行和解。但是，由于内阁中包括了过多的满族王公亲贵而立即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在清朝*后的那些年代里，这事便成了对朝廷不满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和非常正当的理由。一些王公亲贵们获得了高位，但这些人都是不称职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仅仅因为他们是**成员而已。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或者贪婪，或者无能，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使得朝廷丧失了信誉。然而，与一般的想象相反，**并不是那么的腐败，**中也有一些有才能和有声望的人，但不幸的是，在太后和醇亲王控制之下，获得高位者，不一定是或者往往不是*有才干和***的。
使中国的铁路国有化而置于**的统一控制之下这种不适宜的尝试，往往被说成是爆发辛亥革命的直接起因之一，虽然这种尝试基本是合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然而，1911年9月在四川的暴动和同年10月在武昌的暴动，实际上都是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些小规模暴动的重现。武昌这个地方由于偶然发现的一个阴谋而成了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于是黎元洪将军在这里被迫勉强出任军政府的鄂军大都督。
在无知而又无能的隆裕太后和软弱而又“无用”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北京政府很快地就陷入一种近乎愚蠢的状态。醇亲王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曾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现在他还在继续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是他被说服要恢复一个人的职务，而这个人正是他*危险的敌人，是三年前被他贬黜并使之丢脸的那个人。
毫无疑问，由于对袁世凯的重新任用，一个明显好转的局面就可能出现。在中国**训练有素的新军官兵中，袁世凯仍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对各政治集团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人们毫不怀疑他是个有才干的**，是个有能力而又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在外国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后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要镇压暴乱，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当时向外国筹借贷款的可能性又很小，因此，必须有一个外国公**��任的、在外国金融市场上有信誉的重要负责人才行。大约在武昌发生暴乱的前一年，即1910年12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曾发表文章谈道：“当中国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前途暗淡的困境时，那就只能召回袁世凯，他是**能够挽救这一局面的人物。”的确，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都抱有这种看法。但是，醇亲王对于袁世凯本人的品质是了解的，或者应该说他比外国人了解得更多。何况，外国人对于保存清王朝并无特别的兴趣，相反的，当革命到来时，对于中国和平昌盛的新纪元的曙光，他们几乎都是欢迎的。即使没有这种光辉的局面，他们也仍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与知足的四亿中国人分享利益，因为他们都在渴望着不断增加英格兰开夏棉织品的**。但是，醇亲王既要考虑他的清王朝利益，又要考虑上海的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未定的平静贸易活动的黄金时代。他该知道，袁世凯作为清王朝的救星是可以信赖的*后人选，而外国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他们对此很关心。
袁世凯对于清廷迫切邀请他去北京一事，*初含有讽刺意味的答复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表示抱歉，此刻不能服从皇上的召唤，因为三年前迫使他返乡**的足疾至今未愈。然而，袁世凯的这种姿态并非坚持不去，只不过是要使那位可怜的醇亲王大大地丢脸而已。
不久，袁世凯就到了北京。他一到达北京就觉察到自己是掌握局势的人。他可以按自己的主张行事，并且确信不会有人能够妨碍他。几位王公、贝勒被辞去了职务，他自己担任了湖广总督、**军队的总司令和新内阁的总理。于是他着手处理军务，并且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同革命军的斗争形势。把武昌对岸的汉口和汉阳从叛军手中夺了回来。袁世凯的有力攻击足以表明他不是任人玩弄的人，与革命军之间问题的*终解决都必须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对革命军给予应有的打击，当他不能把*初的军事胜利坚持下来时，各地的王朝效忠者们，都感到既困惑又愤慨。袁世凯显然是在按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不久，所有的旁观者们便都清楚了，忠于清廷并非他行动的指导目标。
我的目的不是要描写这场革命的历史，因为这方面已有一些英文的或其他文字的书籍叙述了。所以，我在这里只谈一下关于1911年底至1912年初在上海举行的革命党人和清廷之间的和平会议。清廷方面的代表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亲信，也是由袁世凯提名为代表的。他是广东人（他的家在澳门附近），在他步入政界的初期，曾是袁世凯的幕僚，当时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再次与之共事。以后，他于1904年任西藏特派地方长官，1906年是同英国谈判西藏协定的中国代表。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唐绍仪又在他手下任奉天巡抚。
唐绍仪和袁世凯之间，多年来有着一种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这是一种追随者对主子的关系（这在中国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关系），袁世凯曾交给他一个微妙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要他作为清廷方面的代表与革命党人商讨议和的条件。当回忆起他们的这种种关系时，我们可以相信，唐绍仪在会上不可能发表不符合他的北京恩主口味的意见。我们不知道唐绍仪动身去上海之前，是否领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或意见，我们也不知道在开会期间他们是否有过秘密联系。我们所知道的是唐绍仪在会上作了一个公开声明，转而拥护共和的原则，这使所有忠于清王朝的人大为诧异和惊恐。唐绍仪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这个使**丢脸狼狈的声明之后便辞去了代表的职务。此后，北京与南京之间的议和谈判，便陷入了一种拖延的和不能解决问题的状态。
事情的结果是谈判的双方达成了一项具有非常显著特征的妥协方案——对于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来说，除了中国而外的任何**或许都要把这看成是极其荒唐的事情。于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建立了共和政体;皇帝宣布自己逊位;而为了感谢他乐意服从所谓他的人民的愿望，民国保证允许他保留各种特权，其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保证除了确认他原有的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外，他暂居宫禁，每年给他一笔津贴，以继续维持其盘踞在后宫的小朝廷。有关这一优待条件的具体内容和细节留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宣布皇帝退位和建立共和的诏书是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发的。诏书的内容如下：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
……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生于英国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庄士敦作为一名东方见习生被英国政府派往香港，从此以学者兼官员的身份在华工作生活了三十四年。1919年2月，赴京，正式开始了“帝师”生涯。庄士敦是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位也是*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庄士敦汉学功力深厚，广猎经史子集，喜欢中国古典诗词饮茶之道。撰写了多部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如《佛教徒在中国》、《威海卫狮龙共存》、《儒教与近代中国》等，但令其声名大振的就是这本《我在溥仪身边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