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三本杂文集,是得到王小波的三个步骤。《沉默的大多数》是王小波智慧之书,“上头之选”——爱智慧,爱自由,反对愚蠢!收录40篇见地不俗、论述精彩、思想深刻的文章,呈现其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叩问,亦能解答当下的困惑,代表了王小波背后的精神内核。在调侃中见智识真知,在幽默中见人格魅力。李银河亲自审定,首度以读者视角排定蕞佳阅读顺序,全年龄段第·一批试读者一致好评!欢迎来到王小波宇宙! 在《沉默的大多数》,看见王小波的智慧。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积极的结论 人性的逆转 思维的乐趣 我看文化热 文化之争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的不幸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优越感种种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论战与道德 诚实与浮嚣 虚伪与毫不利己 个人尊严 君子的尊严 居住环境与尊严 饮食卫生与尊严 环境问题 北京风情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卖唱的人们 域外杂谈·衣 域外杂谈·食 域外杂谈·住 域外杂谈·行 域外杂谈·中国餐馆 域外杂谈·农场 域外杂谈·盗贼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打工经历 门前空地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文化的园地 拷问社会学 沉默的大多数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这*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作家。

1952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求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成为自由撰稿人。小说《黄金时代》《未来世界》两度摘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马德普拉塔国际电影节蕞佳编剧奖”。1997年4月11日病逝。

代表作有杂文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红拂夜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