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头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呢?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里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一九二六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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