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是注重历史描述,而于结论则较为谨慎,力避武断轻率。如**章,鉴于通俗小说迄今尚无公认的定义,作者采取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叙述中,引出通俗小说“与世俗沟通”、“浅显易懂”、“娱乐消遣性”三个特征,这就比较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同。
二是善于面对繁杂宏大的文学材料做出理论概括,显示出驾驭材料而不被材料所驾驭的出色才能。如借助大量史实,指出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一条新的道路已被探索出来”的结论;又如,指出雅俗文学的“结合部地带”,常常体现“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再如,提出“小说的审美品级、艺术水平与雅俗无关”,并非通俗小说注定低级,严肃小说一定**;这些论点都很中肯。第六章论述抗战时期通俗小说不同类型(言情、武侠、侦探、滑稽等)之间的相互渗透与错综发展(即作者所说的“综合与深化”),尤其富有创造性,读来令人甚感兴趣。
三是艺术感受能力与体悟能力很强,能以生动明快的语言提出一针见血的精彩论断。如第五章从雅俗互动的角度分析了赵树理、徐訏、张爱玲等各自小说的特点,指出赵树理小说是“外俗内雅”,徐訏无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张爱玲小说则是“大雅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