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立与兼容的辩证。
本土性是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兼收、融合异质性的过程。
1.从中国性到本土中国性。毋庸讳言,在本土性和中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为了形塑区域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且中国**色彩明显的中国大陆的中国性往往具有霸权和遮蔽作用,但同时,作为文化的母体载体,文化中国却又是区域华文文学不可忽视的汲取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要警惕其暴力倾向,而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吸收的复杂局面。
但耐人寻味的是,此中却也包含了从中国性到本土中国性的转变过程。也即,在文化中华的宏大视野底下其实也包含了不同区域各种各样对中国性的反思、塑造,渐渐地,这种带有本土意味的中国性也就成了本土中国性。我们不妨以马来西亚**诗人吴岸(1937 )的一首诗作进行分析。
班兰(Pandan)无疑是这一嬗变的*佳纪录。在《搬家》中,吴岸写道,“她已缓缓下车/踱到泥沟边/两手用力/把一丛‘班兰叶’拔起/‘孙儿/把这叶子带到新家/种在后园里/每年端午节/留着包粽子”’。从中国故土的芦苇叶、荷叶等到马来西亚的班兰叶,通过本土植物的上升,在务实的现实考虑之外,吴岸相当细致和微妙地刻画了植物意象中中国到本土的内在嬗变。
2.异族性或他者。毋庸讳言,在华人和不同区域多元种族和文化语境中的主流民族往往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甚至因为政治而牵涉到了文化的冲突。但是,文学本土性却要尽量跳脱机械的对抗。毕竟,本土性本身也包含了异族性/他者对其自身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与渗透。 一、挖掘文学南洋的机器怪手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与系主任期间,发展出一个大胆的理念:从中国引进一批**的研究生,给予优厚的奖学金,希望他们以学术专业的精神,以中国**文化的边陲的特殊思考,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同时行有余力,再开拓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尤其后者,在新加坡研究这个领域课题的优势,在欧美或中国任何大学都无法相比。
我更希望他们再稍微走出中国的文化政治**,但又不像欧美学者中断或在中国文化政治真空里研究。我不断地说服他们,在新加坡的中文系可以开拓到目前中国*需要的知识,这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就如早年到南洋垦荒的中国人,*富有的,便是开采地下的矿产的人。今天物产都被开发了,但在知识创新的新世纪,*值钱的还是新知识。太多珍贵的知识仍然埋藏在地下,等待挖掘出来。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与文化,必将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出几年,必有权威学者出现。
朱崇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所赏识的被引进的外来人才。他得到优厚的博士生奖学金,在我的指导下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就是目前已出版的《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