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人运动的产业和政治羽翼间的关系
在DMES**中,澳大利亚几乎是**维持十年以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社会契约的**,但如果工党赢得大选,入主联邦政府,重新导入类似物价和工资绑定协议的可能性极低。这反映了工会运动和ALP对于该类协议可产生的利益已重新评估。
参与该协议的ACTU干部承认,该协议造成的实际工资的下降效果小于以下效果的总和:就业数的增加(这会增加家庭收入)、税制改革、养老金的提高和许多较为慷慨的社会福利等的效果。于是,人们宣称,生活水平会提高。该协议也允许工会代表对于经济、产业和社会政策有较大的影响力,且一贯地提供这样的架构。例如,该协议在物价、非工资收入、税制、支持性的雇佣关系立法、社会**、职场**与卫生、教育、健康和澳大利亚政府雇佣等项目上,制订“协议的政策细节”。
不过,评论家认为,工会参与该协定对工会在协定结束后的期间有负面影响。例如:有人宣称,在该协议期间,工会会员数量快速地下滑反映了工会基层会员日增的不满,因为工会参与了降低其实际工资的政策。更常见的是,有人认为,AcTu关注于改善社会工资阻碍了工会发展有效率的工作场所协商机制。
有迹象显示,ALP不再与工会合作。有人认为,ALP于2001年败选的结果是因为,与工会的紧密关系成为选举的负担,而ALP需扩大选票层面,这观点类似英国工党改革者的论点。2002年联邦政党评论意见中,工党的新任领导人柯林(Simc)nCrca!)就建议废除“60:40"规定--那原是为保证工会在工党的决策过程中占多数的做法。批评“60:40"的规定引起了工会不同的反应。有些讽刺的是,右派工会*反对废除,而左派工会和激进工会一般不关心该项变迁,因为它们希望与工党问的关系更为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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