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阐述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活动来处理他的**与其他**的关系,时间跨度达三十年之久--也就是说,从1870年他担任天津总督开始一直到1901年去世。他所获得的国际声望(我已经说过,他在国外的名声远比在国内的名声要高)无可置疑地要归因于他在外交领域的诸般表现,而不是他作为管理者或军事组织者所获得的成就。在这三十年里,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字斗士、通往北京的外交大道上的保护人、中国的委屈牢骚的主要阐释者,还有就是当中国失败后,周期性地承受的痛苦和惩罚的缓解者。
在上一章里,我们提到了李鸿章写于1 867年的那份**的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奏折,我们可以观察到,自这份奏折问世之后,李鸿章的一生都对奏折中所声明的基本原则表现出毫不动摇的忠诚。正是李鸿章的智慧使他认识到了必须用谨慎小心的和解政策来对付那些外来的物质力量,而这些物质力量在中国过去的哲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正是李鸿章以自己的勇气坦诚直率地面对着那样的必要性,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李鸿章对慈禧太后不同凡响的支配权和慈禧太后对李鸿章延续不断的保护性的支���。他对牢牢把握着中国局势的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也正是他这个与众不同的优点和诀窍,使得几乎只有他意识到了西方的蒸汽动力和科学作战的发明已经终结了天朝高高在上的假想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政策。
下议院大厅是举行各种精彩仪式的场所,斯皮克(speaker)先生的列队仪式每天在这里进行,前面有手持权仗的卫士开道,左右有首相及国务大臣陪伴。布莱克·劳德(Black Rod)也会定期到下议院大厅来。每次他都会当着斯皮克先生的面郑重其事地把门用力关三次,然后才召集下院议员们到上议院集会。而给我印象*深的是我在二十年前一个夏季下午目睹的一幕:我走出议会大厅时,与李鸿章不期而遇。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身材奇高、容貌慈祥。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而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人中有谁能与李鸿章相媲美。这并非因为他的巨大成就或个人权力给人的深刻印象,而是因为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当我们还处于野蛮状态时,中国人已经拥有了悠久的文明,即使在今天,他们在某些方面仍然超过我们。随着政治的兴衰变迁,他们总是自诩有高等的文化,并对世界上其他民族拥有强烈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国及他国政事镇定自若的个人尊贵感。这些特征,毫无疑问主要缘于他们的闭关锁国和闭目塞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