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二人都是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专业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也近20年了。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特殊复杂性和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都分析清楚了。但是,我们认为,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应该给予系统的阐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的时候了。而“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的迫切需要,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重大历史事件的透彻剖析和研究总结,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但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我们这一代“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使我们鼓起勇气写出这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作为一家之言贡献给读者。希望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同时,通过探讨和交流,也使我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得到推动。

经历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们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思考。1962年初,中共**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在讨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各地、各级负责干部都在发言中相当普遍地对涉及“三面红旗”引发的一些问题,表现出不满情绪。毛泽东虽然宽容地提议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并在讲话中原则上表示对某些错���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据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透露,毛泽东对那次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中共**副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发生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这些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有意阿谀之辞,却得到毛泽东的欣赏。
当时,党内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对于经济形势的估计,毛泽东认为*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刘少奇等**领导人鉴于1962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需差距很大,认为还处在“非常时期”。对于某些政策措施,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给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平反等工作,都有不同认识。党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甚至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的,经过调查研究、民主讨论,也是可以解决的。而毛泽东却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和会前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对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实践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总结。

增订新版前言
引言
**章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
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二、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
三、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
四、在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一条奇异的导火线
二、全面发动的纲领和领导机构
三、“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
第三章 以全面夺权为特征的“文化大革命”高潮
一、“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二、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
三、在“抓叛徒”声中刘少奇冤案铸成
四、“全国山河一片红”和缺员甚多的中共**全会
第四章 稳定“文化大革命”格局的努力和林彪事件
一、“造反派”胜利的中共九大
二、“斗、批、改”引发新混乱
三、庐山上的风云突变
四、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五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一“批林整风”和周恩来纠“左”的努力
二、继续九大错误的中共十大
三、借题发挥的“批林批孔”
第六章 整顿与反整顿的较量“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二、整顿中的较量和曲折
三、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悼念周恩来 天安门事件爆发
五、毛泽东逝世 粉碎“四人帮”
第七章 十年浩劫后的思考
一、十年大内乱的严重恶果
二、必须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
……
附录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